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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典后遗症患者生存调查:骨头如石膏般脆弱

www.39.net  2010-2-25    

  08年方被诊断为抑郁症。去年,在极度绝望的情况下他用破酒瓶戳伤了自己的额头。

  06年8月,方和其他几个“病友”对北京110多个后遗症患者做了问卷调查。他们发现百分之八十八的人有骨坏死症状,八成由于骨坏死丢了工作或者失去工作能力,百分之七十四患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六成家庭在过去七年中遭遇了离婚。

  “SARS 改变了患者的生活,”龙梅,45岁的北京居民告诉记者。她是方的邻居,她的前夫,汪永红,也在政府的救治名单上。“后遗症带来的心理压力和歧视甚至比肉体的病痛更加折磨人。我前夫在非典病愈后发现人们居然不敢跟他一起坐电梯。一看到他,人们都下意识地后退一步。非典带给人们的恐惧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汪最后不得不放弃坐电梯,每天爬楼梯回到在11层的公寓。这样的运动更加重了他的骨坏死。

  06年,龙和汪选择了离婚。龙说,非典过后生活压力实在太大了。“无止境的治疗和手术把我们的生活和婚姻都摧毁了,”她说。“离婚后,我作为健康的人可以继续新生活,但是患者们永远都无法摆脱这个噩梦。每一天都是一场折磨,最后的解脱只有自杀。”

  龙后来又再婚了,但是她仍旧照顾她的前夫。“我不忍心丢下他不管,但是我不能后半生都生活在非典的阴影里,”她说。

  2004年,她写信给政府希望政府能够关心非典后遗症患者,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方渤和其他十几个病友开始上访,希望死者家属能够得到30万的补偿金,并且希望政府提供后遗症患者护理服务。卫生部在2005年只是同意了报销三项主要后遗症的费用。

  “仅仅治疗是不够的,他们需要能够照顾他们后半生的人,”吴佳萍说。她25岁的女儿也是后遗症的受害者。“我女儿连抱起自己儿子喂奶的能力都没有。我现在能照顾她,但是我去世以后谁照顾她呢?他们需要政府的政策来保障他们的生活。”

  作为望京医院的医生,陈卫衡2003工作在抗击非典的第一线。他说政府当年的举措的确拯救了很多患者的生命,尽管有些幸存者如今遭遇了很多问题。

  “激素疗法的副作用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存在的,”他说。“而且当时为了救命,使用这种方法也无可厚非。而且,比起其他激素疗法的后遗症患者,非典患者的恢复和治疗已经算是好的了。”

  陈在2003年就撰文提醒政府激素疗法可能带来的后果。“但是政府由于没有应对这种问题的经验,所以花费了几个月才做出反应,”他说。

  他认为目前的治疗工作效果不错,但是他希望政府资助下的免费治疗能够持续下去。

  每周二,陈医生在望京医院开设专门针对后遗症患者的免费门诊。他使用中药疗法来缓解骨坏死的痛苦,延缓手术的时间。“这是伴随一生的病痛,无法被完全治愈,只能延缓病情的恶化,”他说。“这些患者的要求并不过分,我想可以考虑能否接受他们的请求。”

  但是,方已经放弃了他的上访,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得虚弱了,精神状态也与以前不一样了。

  “我知道我已经成了政府和社会的包袱了。我只能索取而不能给予了。但是我没有办法啊。我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了,”他有些哽咽。

  虽然身体不方便,方还是申请成为2008年奥运会的志愿者,并且在去年的60周年国庆时参与了自愿者工作。 “我也想对社会有所回报,”他说。由于健康原因他无法承担全职的志愿者工作,但是他还是得到了一块表作为纪念品。他一直珍惜地戴着它。

  这些后遗症患者在当初接受激素疗法的时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冒了医疗风险的,人民大学社会保障专业教授郑功成说。

  “这种疗法拯救了他们,但是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更多的人不被感染,”郑教授说。“他们为了公众利益冒了医疗风险,所以政府和社会应该照顾他们的后半生。仅仅把他们从非典中拯救出来是不够的。”

  他希望政府能够为这些幸存者建立单独的救助机制,包括治疗计划和足够负担他们下半生的财政预算。

  “大多数后遗症患者失去了工作和劳动能力,他们不能救助他们自己,所以只有政府和社会能够帮助他们,”他说。“中国的医疗保障总的来说是在逐渐变好,但是我认为这些受害者要求更多的照顾是情理之中的。政府应该慎重考虑他们的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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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冼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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