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磊石：死亡后器官捐献理论上存在

　　器官移植供体缺口大

　　因为我们是研究所，所以做的手术量并不是很多，但是以往我每年可以为120位病人做肾移植手术，现在只能做70个人，只是从我自己的手术量上来看，至少跟原来相比，已经出现了50个人的缺口。

　　器官移植的供体缺乏是手术量降低的主要原因，每年在我这里登记等待做手术的病人有200多甚至接近300人，这还不包括被经济门槛阻拦在外的病人。过去可以让接近一半的患者得到救治，现在还不到1/4。

　　死亡后器官捐献：理论上存在 事实上做不到

　　对于“公民死亡后的器官捐献”，在中国只是理论上存在，事实上做不到，因为从制度和法律上都没有它存在的条件。

　　首先，国外推行死亡后器官捐献，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制度。捐献器官不是任何人都可以的，它对供体的要求非常高，很多因疾病死亡的患者即使有心捐献，从技术角度来说也很难捐献成功。在国外，器官捐献者多为突然死亡，如车祸等，因此很多国家推行捐献卡制度，司机从拿到驾照那一刻起就要选择一旦车祸死亡是否同意捐献器官。对于这之后的组织配型，器官分配都有规定好的操作手续，来保证器官捐献有效而有序的进行。

　　如果没有这一套规范，当死亡已经发生时，再去联系家属商量捐献，早已错过了最佳时间，器官缺血太久，已经不能用来移植了。所以在中国，死亡后的器官捐献没有存在的制度土壤。

　　此外，法律保障也是难题之一。中国的脑死亡标准，器官捐献都没有法律保障，对于医生来说，在这样的法律真空下做手术，他将面临的很可能是一场刑事诉讼，而不是医疗纠纷那么简单。有些时候，及时器官捐献者生前已经同意捐献，但最后因为家属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捐献，或者惹上官司。

　　因此，推动中国的器官捐献必须是政府行为，靠个人的力量太难实现了，10年前我们就在呼吁推动脑死亡，但至今没有一个满意的答案。目前我们能做的只有宣传，让公众关心并了解这是一件利人利己的事。

　　西方国家活体肾源也占较大比例

　　目前我做的肾移植手术中，有1/3的肾源来自亲属的活体捐献。现在一半以上的西方国家，活体肾都是肾移植手术的较大来源，但在国内，亲属间的活体捐献也面临着较大的困难，很多人并不愿意捐献。即使愿意捐，我们手术前也必须先进行公证，避免太容易出现的法律问题。

（责任编辑：袁文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