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为了嘲笑D SM的古板，纽约的精神科医生伊凡·戈德伯格(IvanK .G oldberg)声称自己发现了一种新的精神疾病，名为“网络成瘾障碍”，并模仿D SM的格式写了诊断标准放在BBS上。
诊断标准煞有其事，包括“因网络而放弃或减少重要的社交和职业活动”和“手指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敲打键盘的动作”等。
意外的是，多位网友在看了这篇编造出来的“诊断标准”后竟然自诊为网瘾，并成立“网瘾支援小组”。“可这并不比感冒支援小组更有意义。”作为“网瘾之父”，戈德伯格至今对网瘾是否算一种疾病存疑。
但世界各地的学者相继把网瘾纳入严肃的研究课题。1996年，纽约州圣竼纳万切大学教授金伯利·杨在美国心理学会的年会上发表了世界上第一篇有关网络成瘾的研究性报告。
如今中国各机构所发布的网瘾标准，几乎都可以在金伯利·杨的十条网瘾标准中找到影子，包括无法自控地过度上网、影响正常社会功能、刻意隐瞒上网时间以及戒断后的焦躁症状等。其认为如果受试者符合四条或是四条以上的标准，且持续超过12个月以上的时间，就可以诊断为“网络依赖者”。
如果作为一种精神疾病，网瘾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一种新疾病的定名，实际上关系着其定性、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但目前精神病学家们莫衷一是。田成华称之为“病理性上网”，归入“冲动控制障碍”。而陶然则认为这是“非物质性上瘾”的一种，他在自己的英文论文中，将网瘾命名为“陶氏综合症”。
在陶然看来，“病理性上网”沿用了“病理性赌博”这一命名，十分落后。“如果要稳妥，我也可以叫病理性使用，但标准应该符合科技潮流。随着脑科学发展，以后‘冲动性控制障碍’可能就要去掉了。”
“‘网瘾’不是医学术语。目前国际上数个‘网瘾’标准，没有一个是医学界公认的。”田成华解释，“网瘾”或者“某事(物)成瘾”在现行的精神疾病分类中都找不到。“成瘾”属于被世卫废弃的医学术语，但在大众语言中仍然广泛使用。
瘾、病，除了陶然以外，整个精神病学界似乎都在小心翼翼地避开这两个字眼。像苏林雁，她会告诉带孩子来求诊的家长们，你的孩子没病，他只是有青春期某种精神障碍。“一般人一听到精神病就会想起疯子，中国社会对此有天生的病耻感。”
布洛克教授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个人而言我并不赞成使用‘网瘾’这种叫法，因为这个问题在很早以前，甚至互联网还没有发明的时候就存在，我们同样可以把它看做是网络外的信息、游戏、色情成瘾。”
记者尝试与卫生部精神卫生处联系，但截至发稿时尚未有回复。目前能查到卫生部最近一次对“网瘾定性”的明确表态，是2008年12月25日，卫生部疾控局在北京召开网络使用现状及网络成瘾预防与控制研讨会。
会议认为，“对于极少数人因使用网络出现的较严重身心问题，是否能够独立成为精神障碍的特有诊断，是当前国际、国内精神医学领域正在讨论和尚未解决的课题。”
“病因”未解
对于北医六院年内就可以推出一个由卫生部认可的网瘾标准，苏林雁对其近乎神速的效率表示怀疑。
精神疾病的诊断难免神秘，它不像肺结核的X光片，可以清晰地看到云雾状阴影。但医学界一直寻求在精神疾病上找到物质基础。
去年，以15名沉迷网游魔兽世界的长沙中学生为检测对象，高雪屏在对他们播放魔兽音乐的时候，通过核磁共振脑显像发现，游戏成瘾者在额叶、扣带回等分管渴求的区域激活显著增强。她在尚未发表的论文中写道，“这说明网瘾可能存在与药物成瘾类似的‘渴求’神经网络。”
虽然网络成瘾的生化机制和药物成瘾近似，可能都是多巴胺的变化引起大脑“奖赏系统”的兴奋，这种小东西可以为人类带来热恋中强烈的愉悦、兴奋和刺激，但简单将网瘾和药瘾等同还为之尚早。
哈佛大学医学院成瘾研究专家哈沃德·沙佛(H ow ardShaffer)同样在研究网络和药瘾的异同。2001年，他发表于《科学》杂志的脑成像研究显示，赌博等行为成瘾时大脑的前额叶和边缘“奖赏”系统同可卡因成瘾一样反应活跃。但药物成瘾可提高多巴胺2-5倍，远非行为成瘾可及，因此相同的活跃脑区并不能说明，网瘾等于毒瘾。
哈沃德·沙佛坚决反对将网瘾纳入D SM -V。他在邮件中说，在还没有通过研究调查得到构成上网成瘾的病态条件，以及对这个病症的有效判断前，无论是以游戏用途或其他理由来界定网瘾，都是不成熟的。
“网络更像一个媒介，人们可以通过任何媒介来表现自己其他的精神障碍症状，如社交障碍者会通过网络逃避现实。”哈沃德·沙佛说。布洛克教授和苏林雁持同样观点，在他们的案例中，超过80%的网瘾病人伴有其他精神障碍。
“你无法判断，到底是上网引发了他们的抑郁，还是抑郁导致了他们的上网成瘾。”布洛克代表了大多数“存疑派”医学人士的观点———病因不明，无法断定。
有趣的是，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上“网瘾疾病说”的论文，自2004年以来，以来自中国的居多。美国华盛顿州福尔城最近开设了全国首家网瘾戒除中心“天堂牧场疗养中心”，他们参考了陶然的《网络成瘾临床诊断标准》和其论文。陶然在逐渐取代金伯利·杨，成为“网瘾疾病派”发言人。
陶然深以为傲，“打开中国的医学书籍，我们无数次看到很多疾病都是由外国人来命名的。既然中国在研究这个问题上走在前列，如果在标准制定方面还是落后于国外的话，我总觉得愧对于这个行业。”他表示，自己是在家长们强烈的建议下开始考虑制定网瘾标准。
实际上，任何一种全新的疾病对精神病学界来说都是莫大的考验。以D SM改版为例，A PA起草后，将草稿交50-100位顾问专家征求意见。同时征询60多个有关学会(如美国心理学会、美国护理学会等)的看法，与世卫的ICD制订小组交流意见，在医学杂志上辟专栏进行讨论。
而现场测试是最重要的环节，即将新疾病的诊断标准发放到业内权威医院，在大量临床案例中进行对照，收集修改意见。整个过程需要6-7年。
即使在中国，CCM D的改版也需要现场测试以及3-5年临床案例收集才能逐步完善。对于北医六院年内就可以推出一个由卫生部认可的网瘾标准，苏林雁对其近乎神速的效率表示怀疑。“从来没听说业内谁接到现场测试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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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李晓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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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成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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