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华东师大青少年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韩晓燕表示,有的孩子过度使用网络的表象背后可能是亲子关系、学习压力等带来的情绪问题。轻易判定为网瘾,不仅不利于治疗,而且会对一些“假性网瘾”的青少年产生不利的影响。
“教育学家们老是想通过说教解决问题,但他们只告诉孩子,你不应该上网,应该好好学习,却没有根本解决他们自控能力缺失的问题。”苏林雁反驳道。
在是否应该制定网瘾标准的看法上,双方却相当一致———支持及早出台标准,同时认为自己的标准更为权威。
在过去的5年里,在中国出现过至少4个网瘾标准:2006年8月陶宏开提出的标准;2008年11月北京军区总医院陶然制定的标准;2009年3月田成华代表北医六院提出的“病理性上网”判断标准;临沂市精神卫生中心网络成瘾戒治中心主任杨永信自定的标准。去年,陶然高调宣布自己的标准已上报卫生部审批,但如今却传出卫生部委托北医六院重新制定标准的说法。陶然对此的理解是,“北医六院是卫生部的嫡系医院。”
在混乱的网瘾治疗市场中,谁能最先获得官方认证,不但关系到此标准可推荐到全国使用,也更能吸引众多对网瘾治疗疑虑重重的家长。
“家长们很需要一个权威的说法,”苏林雁说,“很多家长对照网上的标准,硬把孩子抓来我们这里治疗,实际上他们的孩子根本没有他们想象的严重。现在流传的网瘾标准尺度过宽,很容易把网瘾群体扩大化。”
而李雯恰恰就是其中一个被父母“网瘾”的孩子。其父母是在网上自行查找网瘾标准,认为孩子玩游戏不
吃不喝,拿零用钱去上网且隐瞒家长是典型的网瘾症状。他们忽略了,这些症状发生在暑假期间。“很多孩子一开学,就自觉背起书包去上学了,他们能分得清虚拟和现实。”苏林雁表示。
陶宏开说,“陶然去年没有公布自己的网瘾标准之前,只剩下20多个孩子在他那里治疗,消息一公布,家长们都说他的标准都报批卫生部了,肯定权威,一下学生又多起来了。”陶然承认,在公布网瘾标准后,到军区总医院求诊的网瘾病人数目上升了10%。
不管谁能先被立为“国标”,网瘾这个话题已经制造了诸多媒体红人。
例如陶然和陶宏开,这对老冤家自2004年来四次在电视节目上公开辩论,以至于到今年初的时候,陶然在录制现场看到陶宏开,掉头就走。据记者了解,两人PK的黑龙江卫视的《问教》和江苏卫视的《证明》,当期都获得了比同时段节目更高的收视率。
利益纠纷
在美国,网瘾标准的判断同样引发了利益纠纷,尽管性质与中国不尽相同。
有名,利自然随之而来。
被送到北京军区总医院网瘾治疗中心大兴镇基地的绝大多数孩子,每天必须服用利他林、择思达,这是治疗多动症的药物。作为精神科处方药,这两种药可以抑制孩子的兴奋,使他们看上去温顺、平静。按照医院定价,一盒择思达7片,每日服用1-2片,100元一盒。
根据治疗协议,家长不可以干预孩子在基地的治疗,一个疗程三个月,费用2.6万元,不包括药费。陶然说,他们所有的收费都是按照物价局制定的标准,每天超过3小时的心理咨询,就已经要收费接近200元。而家长刘沛丰则表示,并没有收到军区医院的收费明细表。
“来我这儿治疗网瘾的孩子40%左右都是先天的多动症,剩下的有抑郁症,也有学校恐惧症。光是网瘾的我可没药给他们吃,吃药是为了把他们其他症状治好,加上心理治疗,自然就不迷恋上网了。”陶然说。
陶宏开则指责,当你发现身边每十个孩子里就有一个被划为网瘾患者,你都搞不清楚,到底是谁脑子有病。“把网瘾搞成精神疾病,好让他们给孩子们打针吃药赚钱,而且从此以后网瘾都只能送到医院治。”
陶然反唇相讥,“我们中心收费是公立医院行为,陶宏开在一些私人搞的夏令营做心理辅导,收入落入谁口袋还不知道呢。”
对于同行陶然的高调,田成华和苏林雁都不愿评价,但他们认为由卫生部牵头出台网瘾标准,主要是为了规范社会上不正规的戒网瘾营利机构,而不是将网瘾治疗市场收归在医院门下。
在美国,网瘾标准的判断同样引发了利益纠纷,尽管性质与中国不尽相同。
被称为“网瘾”治疗先行者,但俄勒冈州健康与科技大学精神病学学院布洛克教授(JeraldJ Block)已经不愿意接受所谓“网瘾”患者的求诊,“在没有权威判断的标准下,‘网瘾’往往成为一些人钻空子的借口,每年我都接到大量的求助,要求我在法庭上证明他们因为犯网瘾病引发犯罪,或者以网瘾是病为借口向保险公司索取医疗赔偿。”
他在邮件中质疑,“我们是否过分急于把一些尚在讨论或者没有明确意义的议题包括在疾病内,而忽视诊断标准的权威性?”
命名莫衷一是
网瘾甚至没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定名实际上关系着其定性、诊断标准和治疗方法。
将网瘾定性为疾病,陶宏开认为是医生圈钱的阴谋,可一开始这不过是个精神科医生开的玩笑。
39健康网(www.39.net)专稿,未经书面授权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