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近乎无解,医卫体制铁饼一块。于是,有些医生决定“逃”出这个灰暗的森林。
很多医生对腾讯财经说,他们曾经选择读医,只知道医生是一个治病救人的职业,或许还带点救死扶伤的光环。然而,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却注定他们从业后不能成为简单的,提供医疗服务的职业人。这不禁让医生们意兴阑珊。
从今年开始,一些地方,一些科目出现了“医生荒”,公立医院们遇上了新人不继的问题;另外,一批以80后为主的医生们纷纷离开公立医院的体制,自立门牌;互联网医疗的涌流,更将中国不同层次的医生们都卷入其中。
这是医生们寻求“密室逃脱“的出路,还是倒逼中国卫生体制革命的契机?
体制内的医生荒
朱岩原本是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的一名医生。两年前,他离开了公立医院,到深圳一家医疗机构创业。
“过去很多年,我发现自己工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做一些形式上的工作。”朱岩说,他在协和一天要看七八十个病人,而每个病人都只有几分钟的诊疗时间,一些遗憾至今仍挂在他心中。譬如,如果有更多个体的门诊时间,当初的他就能劝阻一些透析病人的弃医打算。
“很多优秀的人慢慢都离开了。”朱岩目前所在的医疗机构,网络了来自北京、广州等地跳槽过来的主治医师级别以上的医生。“在公立医院的环境里,不是所有人被动的选择接受。”
朱岩所在的深圳,一向是(公立医疗体制内)医生缺口显著的一线城市。去年,深圳市人保局公布当地事业单位人才紧缺岗位目录,显示深圳未来五年,医生缺口至少在五六千人。
医疗人才集中的上海,前年也被报道了三级医院人手不足的问题,有的科室更因此而不能开门。另外,杭州多家市属公立医院公开招聘的不少岗位,也频频遭遇“零报考”。
最新的医生荒发生在广州——直到今年8月份,广州市卫生局下属各事业单位的招聘需求,仍有两百多个因为无人报名,或报名人数不足而取消、调减。
“医生本应是个体户,高级的、以智力服务为基础的个体户。中国的医生却是在医院里面的打工者,按照事业单位的规则去分配工资,靠发论文去获得晋升。”北京杏树林科技公司CEO张遇升道出很多医生的心结。
“学医至少5年,毕业后进医院又要先做三年住院医师,相当于做三年的廉价苦力,基本上上奔三了才能正式上岗。”深圳某港资医院一位姓陆的医生,如是描述她何以早早放弃在公立医院工作。“上岗以后,就是各种科研,流水般的看病生活,还有久长的职称晋升之路。”
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77.7%的医生有或曾有改行的想法。在调查中,48.05%的医生感觉“非常累”,有80.2%的医生认为目前医患关系紧张。
多名不愿具名的一线城市医生,均直接对腾讯财经点出,在公立医院里就是钉死在科室里,不跟着主任走就别指望能走远;各种必须跟随的规则,还包括按照科室集体意志去做业务,譬如开出不必要的检验、治疗或者药物单。
“在儿科,做检查对于科室的效益很重要。有时你会牵扯进一种矛盾中,就是有些检查是不需要开的,但上级平时会给压力你,让你不得不这样做。”上述陆姓医生说。
著名的“急诊室女超人”于莺也已离开了公立医院。她认同这种苦衷:儿科用药量少,在“以药养医”制度下的收入低,但现在儿童看病的需求量又很大,把医生们都做累了。同样的道理还可以用于妇科等。
80后的新机会
毕烨,上海“爱丁医生”APP创始人,同样离开了公立医院体制。“过去的15年中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中国医疗体制对待病人的方式却没有变化。”她说。“现在医患关系这么恶劣,很多父母即使自己是医生,都不愿意让孩子读医了。”
不过,现实里,直到现在,医生仍然是一个含铁量相当高的饭碗。在卫生体制里,医生们必须要有执业证才能上岗,并且在限定的地点里执业。医院里的医生是有编制的,哪怕是“走廊医生”这样的角色也很少被解雇。
有报道曾透露,在某些大型的三甲医院,对医学生的门槛费“至少10万”,还需要动用关系才能进入。这些三家医院也占据了中国最大的医疗资源,以及患诊流水,还有巨大的医疗消费开支。
体制之外,中国医生们的“跳槽”,多数是民营医疗机构,譬如莆田系医院。不过,受访者们对腾讯财经普遍形容,这些民营医院医疗机构更吸引那些退休了,或者专业教育或从医环境不如主流医院,但希望获得更高收入的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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