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新认识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等因素相关的问题
1993年中国人口信息研究中心《出生性别比》研究课题组认为，中国的出生性别比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而日趋严重。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地区差异，其归因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关系密切。同年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涂平认为，"出生性别比失常是我国和其他一些（男）性别偏好强烈的国家和地区在生育率迅速下降过程中出现的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
有的学者（顾宝昌，Krishna Roy 1996）认为，近年来在一些亚洲人口中出现的出生性别比失调现象，可以被看作是以下4个因素互相作用的结果：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生育率下降的速度；人口工作的重点。近期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人口工作重点"相关，即与"人口政策和人口几乎全部集中于妇女生育子女数为代表的生育率下降"有关。
有的学者（穆光宗1995）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出生性别比呈现升高趋势，在中国不会是一种巧合而是必然，其根本原因是"歧视性性别偏好"的存在和强化。
西方发达国家的人口统计资料表明，西方发达国家从生育率开始下降到降至更替生育水平或其以下，普遍经历了100多年的自发下降过程。人口出生性别比虽然也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却从未超出102～107的值域范围，表现出高度和稳定性。妇女生育水平的高低及生育水平下降的过程，对出生性别比似乎没有任何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学者乔晓春于1992年指出："瑞典在过去200多年中活产婴儿性别比出现了升高趋势，1751～1760年的平均值104.4增加到1971～1980年的平均值106.0.这一上升的过程是比较缓慢的，瑞典出生性别比的增长是与死产婴儿性别比的下降同时出现的"。虽然瑞典出生性别比升高1.6个百分点，但仍置于102～107的值域内，可以认为是相当稳定的。
在瑞典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长期保持了出生性别比的稳定，主要是这些国家在生育上受性别偏好的影响较弱。因此，夫妇决定是否再生育，相对其曾生子女的孩次出生性别次序来说，其构成比分布特别是其中主要影响总体出生性别比的只生有女孩或只生有男孩的构成比分布基本上平衡或差异很小。虽然妇女生育水平下降，但妇女按其曾生子女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划分的构成比分布并未发生明显差异，因而其出生性别比基本稳定不变。
日本自1872年开始分性别统计出生婴儿以来出生性别比一直相对稳定，波动相对较小，平均出生性别比为105.7.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作为战败国的日本，生产力虽然遭受惨重的破坏，农村人口约占70%，但恢复发展却很快。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通过大力支持民间团体从事家庭计划活动，以此控制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其人口出生率从1947年的34.3‰。急剧下降到1957年的17.2‰，在短短十年间出生率缩减了一半。战后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从人口控制中受益，这是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政府于60年代中期在部分城市搞计划生育试点，70年代初在全国城乡普遍推选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使人口出生率从1969年34.1‰急剧下降到期979年的17.80‰，短短十年也近乎下降了一半。
战后，中国与日本分别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使各自的出生率减半的速度，都堪称奇迹。如果从粗略反映历年妇女平均终身可能生育子女数的指标即总和生育率来看，两国的下降速度在10年间都是过半。伴随着生育率奇迹般地下降，中、日两国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均无异常现象发生。
从80年代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就突破了传统的正常值域上限107.1982年中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1年人口出生性别比为108.47，此后呈继续上升态势。1990年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公布的1989年出生性别比已高达111.92.
同期的总和生育率，除反映1979年"晚、稀、少"计划生育效果的1980年总生育率（2.3）较少1979年（2.7）呈继续大幅度下降外，1981～1987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63、2.86、2.42、2.35、2.20、2.40和2.58，1988～1990年的历年总和生育率分别为22.52、2.35和2.31，基本上呈两年回升、三年下降的周期性变动，且升降波动幅度呈衰减状态。若从总体看，此间总和生育率的回升与下降大致相抵，生育水平基本没有明显的下降。由此可见，中国近期的出生性别比失调与上升态势，绝非是伴随着妇女下降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而发生的。
韩国的总和生育率在60年代初为6左右，在历经20余年之后于1982年降至2.7，此间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同样也未出现失调的异常现象。然而，在总和生育率从1982年的2.7降至于1988年的1.6期间，韩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则从1982年的106.9急剧攀升到1988年的113.6.
中国大城市的绝大多数市区，在生育率急剧下降、生育水平已为世界最低之列的情况下，总体出生性别比却一直未发现异常现象。其根本原因并非是胎儿性别鉴定的量少，而是胎儿性别鉴定后，极少有人会以流产女胎为代价来实现生男孩的目的。这些大城市市区的今天就是其他城市、镇、农村的明天。
如果中国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是生育率下降的必然产物，无论是从中国70年代生育率急剧下降而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来看，还是从西方国家伴随着生育率缓慢下降而总体出生性别比相对稳定，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着升高而下降来看，都将无法解释。西方国家的分孩次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下降，与中国80年代至今的分孩出生性别比随孩次升高而上升（暂且不谈升高幅度是否合理），反映出的恰恰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夫妇根据已生子女的性别构成来考虑是否再育的程度，必然影响家庭规模。在低生育水平条件下，如果大多数家庭只有在达到子女性别构成满意时方停止再生育，性别偏好就将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障碍之一。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快慢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但性别偏好影响生育行为在一定条件下与终止生育或再生育有着一定的相关关系。
由此可见，那种把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归因为是与生育率下降速度密切相关，乃至把中国人口伴随着生育率的持续下降，其出生性别比呈现升高的趋势视为是一种必然，或视为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显然是定性错位。
至于重男轻女的文化环境，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以及人口工作的重点这三个因素，与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的关系，只要纵观一下中国实施计划生育严格控制人口过快增长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化，就会发现在没有B 超检测胎儿性别的70年代，这三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只有通过改变不同孩次性别次序别的出生构成比，才能导致总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变动。70年代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表明，高孩次一端受其影响，因改变以该次的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分布，从而造成了高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但是，由于高孩次出生占总出生人口的比重量小，因此，未能造成总人口出生性别比的明显变化。可见，这三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近期的总体出生人口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并非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对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作用较70年代增强了，而是因为孕妇对胎儿性别进行B 超检测的问题日趋严重，有相当可观数量的保留男胎流产女胎所造成。随着B 超检测胎儿性别技术的发展及其检测胎儿性别问题的不断蔓延，为实现生育上的男性偏好提供了可能的条件。倘若没有B 超检测胎儿性别技术及检测胎儿性别问题的蔓延，中国近期出生性别比就不会出现异常偏高的现象。
对比70年代与80年代以来的出生性别比变化，从人口政策讲，中国近期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并非是计划生育政策所致。也就是说，政策不是产生这种的现象的诱因。然而，当那种保持两性出生相对平衡的那些各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内部构成比原有分布被打破，并且这种变动的发生主要是政策的作用结果时，才可将其部分成因归之为是政策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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