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的误导与失误

　　四、出生性别比失调下的婚配年龄段婚配性别比问题

　　一个人口在其生育水平相对稳定、主要生育旺盛年龄段妇女的年龄结构又相对变动不大的条件下，该人口的历年出生率必处于相对稳定而又无较大明显差异的状态。因此，由历年新生人口构成的各低年龄人口，其数量间的差异必然也相对很小。若在此条件下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重度地升高性失调，就必将酿成在其进入婚配年龄段时，凸现出女性人数的相对短缺，危及此年龄段人口的婚配性别平衡问题。这无论是从以人为本、事关群众切身利益方面考虑，还是从影响未来家庭与社会稳定和谐发展方面考虑，都是不可掉以轻心的大事。

　　至于把中国近期总人口出生性别比升高归结为由出生人口中的第一、二孩比例下降引发的观点，或是与母亲生育年龄推迟有关的观点，都是将其外在表象误作本质所致。因为70年代"晚、稀、少"生育政策下的出生孩次比例，就是第一孩、二孩比例大幅度上升、多孩比例急剧下降，生育年龄大大推迟。然而，70年代的总出生人口性别比却为106.31，较60年代总出生人口性别比106.66还略低。这就充分说明了出生性别比与出生孩次构成比、生育年龄推迟与否均无质性相关关系。

　　如果以韩国1982～1988年的总和生育率急剧下降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迅速上升为依据进行相关分析，就会得出高度相关系数，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升高与妇女生育水平的急剧下降有很大的关系。

　　如果以韩国总和生育率从60年代初的左右降至1982年的2.7，而同期的出生性别比正常或相对稳定为依据来进行相关分析，就会得出无相关关系的推论，从而认为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相关关系。

　　韩国在生育问题上存在强烈男性偏好的条件下，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的迅速下降，在一个时期内没有相关关系，而在另一个时期内却有高度相关关系。这本身就说明在进行相关分析时，必须在定性准确的前提下进行定量分析，必须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不能割裂发展变化的过程。否则，就会把问题搞错，或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同理，中国80年代以来出现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升高现象，也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没有关系。产生出生性别比与妇女生育水平急剧下降有显著关系这样一个偏颇结论，主要原因是没能正确地掌握与运用相关分析方法。

　　中国与韩国都是在生育上男性偏好较强的国家。随着生育水平急剧下降至趋近于更替水平或以下，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也随之移到低孩次上。

　　虽然生育上的男性偏好不能直接影响出生子女的性别，但是，如果只生有男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停止再生育，而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基本上都再生育，或者说，如果只生男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远远大于只生有女孩的家庭停止再生育的比例。在低生育水平下，相应的低孩次出生性别次序构成比分布，既是影响第二孩及其以上各孩次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大因素，也是构成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一个重要成因。

　　由此可见，生育率急剧下降中产生的出生性别比升高，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别的构成比分布改变密切相关。然而，根据分孩次出生顺序与性别次序别出生性别比的理论值域可知，该值域对分孩次出生性别比及总体出生性别比升高幅度的影响是有限的。因此，中国与韩国的近期总体出生性别比与分孩次出生性别比的超常升高，更主要的原因是有相当数量的孕妇通过"B 超"对胎儿性别鉴定并有选择性地进行人工流产。这就是说，受分孩次出生性别次序别构成比变动影响，本应是有限升高的出生性别比，但在胎儿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人为因素的干扰下，则远远背离了理论上允许的上升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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