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与从严控制人口的误导与失误

　　三、紧缩政策与低生育水平付出的代价

　　20世纪70年代实施“晚、稀、少”生育政策成效显著。它不仅对当时及后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而且对80年代后期以来的劳动就业、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问题，都起了持续减缓压力等积极作用。今天，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全社会都在尽享着“人口红利”带来的持久效应。若1979年在计划生育工作中不刮“紧缩生育政策风”，1980年的全国生育水平，无疑将降至更替水平或以下。这样，“人口红利”的作用，必将在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显现。此外，当时生育水平在城镇降至只生育一个孩子，在农村降至生育不足三个孩子，且其第三孩生育又处在急剧下降的通道中，都是在生育政策允许计划生育两个孩子的条件下实现的。

　　然而，当时有学者做了中国百年人口预测，提出按照1980年平均生育率（总和生育率的误称）为1.5的测算方案制订长期人口发展规划，可能更切合实际。规划2000年全国总人口为11.3亿，而2020年和2030年均为11.8亿；认为在全国大约有1.2亿育龄妇女中，领取独生子女证的仅占6％，要提高到占百分之六七十，这中间包含着一场深刻的生育观上的革命，工作十分艰巨。一定要大力做好提高和巩固“一胎率”工作，实现20世纪末全国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的设想（宋健等，1981）。时过不久，又有学者提出，12亿绝不是一项脱离实际的“高指标”，而是经过努力可以做到的。实现21世纪总人口稳定在八九亿水平的长远规划也是有希望的，如果20世纪最后18年的工作做得不好，过去的努力就要事倍功半，百年后全国人口突破十五六亿不是没有可能的。如果计划生育工作做得稍差一些，2000年总人口将超出12亿，但超出不会很多（田雪原，1984）。今天看来，虽然实践已对这些结论做出了否定的回答，但在当时“左”的思潮尚未清除，违背科学发展进程，超越发展阶段的“大跃进”思想，仍有相当广泛的市场基础。

　　从人口科学来看，人口预测完全是一种不同参数下的人口发展趋势模拟。至于其准确性，一是取决于预测模型的科学性；二是取决于参数的模拟是否与未来实际人口变动的相应参数吻合。参数的选择与确定，只有经过深入的社会实地调查，反复比较研究，反复听取各方面意见尤其是不同意见后，才能在多次论证的基础上最终确定。因此，人口预测的前期工作是十分繁杂而艰巨的。即使这样，人口预测也没有数十年可信度的实例，更何况百年、数百年的人口预测。当时有学者认为，“短期预测的精度与人口普查精度一致，长期预测精度也能保持在百分之几的水平。”（注：宋健等：《人口预测和人口控制》，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2页。）然而仅仅过了几年，中国的首次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就已远脱离实际。可见，即使是相当有把握的短期人口预测，也只能作为人口规划的参考，而不能作为指令性的人口计划目标来执行。

　　在“晚、稀、少”生育政策远没有完成其历史使命，本应稳定的生育政策，受所谓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及百年人口预测结果和其相关论述的舆论影响，诱发了计划生育工作的急于求成，将“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中的“提倡”二字，不分城乡地紧缩成了“只能”。其结果不仅没能将生育水平紧缩下来，反而引发了生育水平和人口出生率的报复性反弹，也使计划生育工作遇到了空前未有的阻力，而且在国内外造成了难以挽回的长期负面影响（马瀛通，2002）。

　　在生育水平及其生育模式大幅滑坡的情况下，大部分地区为了年人口计划的达标而在统计中掺“水分”。因此，“水分”便成了人口计划达标的人为筹码与公开秘密。计划生育工作所走的这段弯路，正如邓小平同志在斥责“左”的东西时所指出的那样，“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注：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7页。）

　　相对“只准”生育一个孩子来说，始于1984年的完善生育政策，虽使生育政策的可行性大为改善，但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偏紧问题仍未根本解决。而在那些凡经批准又恢复执行“晚、稀、少”生育政策的农村，生育水平及相关指标不仅迅速恢复到了1980年水平，而且还创出了历史新低，其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从未发生异常。

　　1991年5月12日，在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偏紧、人口计划又难以完成的双重矛盾中，中共中央、国务院从实际人口控制能力出发，以远宽松于现行生育政策限定的出生人口量，求实地调整了20世纪末人口控制计划目标，并强调指出，这是一个必须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计划。显然，这是自1980年以来，最具求实意义的一项决策。

　　然而，调整人口计划的实质及其与生育政策的关系未被逐级所认识。落实到农村家庭实处的具体出生计划，并未因人口计划的调整而有任何变动，偏紧的生育政策仍是惟一的准绳。

　　在生育率越低越好这一偏颇观点的影响下，鉴于各地仍把执行偏紧计划生育政策效果的“计划生育率”作为考核的内容，加之在省级以下的各级行政区，人口计划又普遍存在着下达不合理及不科学的考核、评比、排队等问题，从而导致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普遍都远远小于计划下达的出生人口数。如果上报的出生人口数果真是这样，那么，国家实在是没有调整人口计划的必要。然而，实际的情况并非如此。逐级出于政绩考虑，普遍都是以考核的指标内容为依据，有组织地在其统计中“注水”。这种虚报的人口计划完成情况，因其所依据的是生育政策，所以就与计划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颇为近似，从而把本应尽最大努力才能完成的年人口计划，竟按偏紧的生育政策所限定的计划出生人口数而轻松完成。其“水分”之大，竟使在客观存在的人口出生高峰期内，理应出现的高峰这一必然人口现象也被“水分”淹没了，就是在其峰值年份也未见到一点出生高峰的踪影。显然，此间的成绩是被虚假数字过分夸大。这种自下而上的虚报，竟迫使国家统计局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的准确性，也大失水准且每况愈下。

　　鉴于各地普遍顾虑在人口普查中暴露出人口与计划生育统计中的“水分”，故各种应付考核的对策使2000年人口普查的可信度也大打折扣。此次普查的低年龄人口仅以国家教委统计的相应小学入学人数作为参照，其间漏报数量要以千万计。无疑，这将给今后工作及其目标的制定带来了一大难题。

　　始于1984年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在持续了数年的缓慢加重而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后，生育水平才略显下降端倪。伴随着人为干扰胎儿性别的数量加速上升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程度的加剧，生育水平才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较其之前有了较为明显的下降。

　　随着B 超仪的日趋增多及检测胎儿性别的逐步蔓延，流产女胎的数量同时也呈加速增长，从而使出生女婴比重本已偏低的问题日趋严重。本应出生的女婴因胎儿性别选择而流产，故大大减少了本应出生的人口数量。人口出生数量如此减少的这种变化过程，既是1984～1990年间，生育率在前期呈波幅变小，末期呈略微下降的主要成因；也是1991～2004年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急剧加重，生育率明显下降的主要成因。至于极少数农村家庭为达到生一个男孩目的，采用“游击”方式生育的女孩之多，虽令人吃惊，但对整体生育水平来说却可忽略不计。据分析，以出生人口性别比高度失调为代价的2000年全国妇女平均预期终身生育子女数，最乐观的估计约为1.8～2.0.近年来的农村社会调查显示，虽然坚持要生有一个男孩的家庭比例较高，但要生有一男一女的家庭却仍占绝大多数。囿于多数农村地区的生育政策是，已有一个女孩的夫妻可允许计划生第二孩，因此，孕妇第一胎做性别检测的很少。即使第一胎性别检测为女，大多数也是生下这个女孩并如实申报，但对所生第二孩却非要等到胎儿直至检测为男性时才生；囿于生育政策不允许已有一个男孩的夫妻生第二孩，部分家庭为了再生一个，要么将男婴误报为女婴，要么瞒报出生。极少数所生两个及以上都为女孩的家庭，为了生有一个男孩，往往瞒报出生，逃避处罚，直到他们认为相关政策对己适宜时，才去申报出生。足见人为胎儿性别选择及流产女胎，既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并随孩次升高而升高的成因，也是致成第二孩及以上分孩次出生性别比远高于第一孩出生性别比的成因。分析与近期的调查都表明，瞒报的男婴要多于女婴，甚至女婴还有可能多报，否则，就不合乎那些计划外生育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逻辑。因此，实际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及低年龄人口性别比，只有较1990年和2000年人口普查结果高而没有较其低的可能性。

　　随着时间的顺延，年龄则从高向低顺延。2000年人口普查的全国低年龄人口性别比，从10岁的111.39至1岁的122.65，呈逐年龄持续显著上升态势，即随时间的顺延，呈逐年加速异常上升态势。据此可以推断：一是1990～1999年间的历年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调呈逐年加剧态势；二是2000年普查时的出生人口性别比116.86，因大幅低于1岁的性别比5.79个点而与其上升态势不符，合乎逻辑的是，其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1岁的性别比（122.65）。据此推算，至少要有30.28％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三是2000年人口普查时的全国分市、镇、县出生人口性别比，同理最低也要等于或大于各自1岁性别比114.95、121.42和125.49.据此推算，分别至少要有15.38％、27.90％和35.70％的孕妇做过胎儿性别检测。然而，在男性偏好相当微弱或基本消失的大城市城区，出生人口性别比就从未发生过失调。

　　近期，对以持续出生人口性别比严重失调为代价或为主要成因所获取的低生育水平，务必清醒地认识到，这一代价既是酿成新人口问题及相关社会问题的危险信号和警钟，也是思想还不够解放，规律认识不够充分，多数农村地区生育政策仍然偏紧等问题的综合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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