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死亡标准十年坎坷：从秘密尝试到光明正大

　　第一例公开的脑死亡器官捐献：让两个孩子一直活到今天

　　搜狐健康：脑死亡标准没有正式公布，但脑死亡者的器官捐献在此期间有没有起步？

　　陈忠华： 2003年11月，我们接到一个电话，也是武汉的一个小孩，在放学的路上被车撞了，在区级医院里面接受治疗，几天以后一点效果也没有，当地医院请到我们去会诊。当时孩子的叔叔打电话来问：第一，能不能协助确认一下是否已经“脑死亡”，另外再确认一下如果我们愿意捐献器官能不能捐献成功？孩子的叔叔当时的原话说：“我觉得这个小孩来到这个世上，一点事情也没做，很可惜”。当时我很震惊，觉得这几年的宣传还是很有效果的，突然一下从脑死亡跳到器官捐献的层面上来。我当时回答说：两个要求都可以尽力帮你完成，尤其第一个是没有问题，我马上可以做；第二个有点障碍，因为我没有做过，我不敢保证，但我会尽自己的努力。

　　我们三个专家用救护车把孩子接到同济医院去，经过两次诊断以后，意见是一致的，孩子已经脑死亡。对于器官捐献，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准备，包括知情同意书都是临时编写出来的，参考国外的各种版本，我自己起草的同意书，他的爸爸和叔叔签字同意。

　　陈忠华：但是，9岁小孩捐献器官，其实很难找到儿童接受器官。不过，可能是天意吧，当时刚好有两个小孩等待移植，这名脑死亡儿童的肾脏，挽救了那两个孩子的生命，到现在已经六年了，两个孩子还很健康。

　　脑死亡没有必要立法 早已是世界主流的医疗常规

　　搜狐健康：到现在已经09年了，中国医务人员是否已经普遍接受“脑死亡”了，是否明白推动“脑死亡”的意义？

　　陈忠华：我不敢这样说，因为实践当中还是碰到很多问题。从03年正式开始临床实践起一直到现在，我自己到现场参与的、跟“脑死亡”相关的案例一共有200多起，我去过至少有100多家不同层次的医院，最低包括乡村最简陋的医院，简陋到呼吸机还是快被淘汰的射频呼吸机。

　　这期间，很多医院多半情况下是只知道“脑死亡”这三个字，稍微延伸一点就不知道了，而且一说“脑死亡”，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现在还没立法”，他开始防御，所有我接触的医生，第一次都是用警惕、怀疑和挑战性的眼神看着我。

　　搜狐健康：无论走到哪家医院，第一步都要突破层层关卡？

　　陈忠华：对，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以至于我现在已经非常疲倦了，做了十年以后会想没有必要再到医院天天重复这个事情，但是为了搜集案例我觉得还是挺值的。

　　搜狐健康：您对立法这个问题怎么看待的？

　　陈忠华：事情要回到三四十年以前，那个时候呼吸机刚刚应用于临床。有些进入“深昏迷”（最早关注到脑死亡现象时，法国学者提出“昏迷过度”的概念——编者注）状态的病人，医生知道已经没有救了，脑干反射消失，自主呼吸消失等等。但是在那个年代，光有这套标准是不行的，医生是不敢停机的，一旦停机绝对是违法的，绝对是谋杀，所以在这个时候，他们集体建议找到伦理学专家，商议立法。当时的美国必须通过法律保证新的医疗概念实行。

　　现在三四十年过去了，脑死亡标准已经变成了全世界主流的医疗常规，现在还要奢求法律保护它完全是错的，有了脑死亡判定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这三个配套文件，就已经可以指导目前的医疗实践了。

　　搜狐健康：您的意思是“脑死亡”是不需要立法的，但是如果“脑死亡”标准推行，相关的法律是否应该做一些变动，去承认脑死亡的存在？

　　陈忠华：如果医院宣布患者已经死亡了，但是公检法不同意，只承认心跳停止死亡那是不行的，所以卫生部出台这个政策的时候，应该知会其他部门，包括哪个医院准备采用这个标准了。这个标准不是对所有人统一采取的，只是对死亡的完善和补充，99%以上的死亡是不需要用到脑死亡标准的，这99%的人都是心跳停止，只有1%的病人需要用到脑死亡标准。

　　对于出台一部完全意义上的法律，这是很漫长的，一个医疗政策，要不断升级，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举手通过，这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可以理解为立法的初级、中级、高级阶段。初级阶段，就是刚才说到的，由卫生部出台的政策法规——判定标准、技术规范和管理办法。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以后，如果发现卫生部搞不定这个事情，那就要出一个国务院的条例，这是中级阶段，就像器官捐献条例那样由国务院温总理签字，有法规的效应。如果这个还不够，司法部不认，公安局也不认，这个时候才有必要通过全国人大制定一个“脑死亡”法，这是最后的高级阶段。

　　但是目前卫生部即将出台的仅是：《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修订稿)》和《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修订稿)》，这就意味着，初级阶段的三个文件也只完成了两个，还缺少一个管理办法，所以我们连初级阶段都还没有走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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