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礼世界无烟日：《中国控烟》中英文版新书出版

　　2018年5月22日——世界无烟日前夕，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北京协和医学院基础学院召开了《中国控烟》中英文版新书发布会。

　　《中国控烟》一书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杨功焕教授主编,并邀请多名中国控烟专家共同编写完成。这部著作全面回顾了中国过去30年烟草控制的历程，对中国控烟履约的成败得失作了深度剖析，回答了中国控烟落后的原因，对中国未来控烟提出了对策建议。本书内容丰富，是一部了解中国控烟的学术力作。该书英文版由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机构Springer出版，中文版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

　　对中国过去30年，尤其是最近10多年控烟履约历程的分析表明，近年来，尤其是2015年后，中国的烟草控制有了一些重要进展：

　　哈尔滨等15个城市已相继出台了基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第8条精神的无烟法规，北京、上海、深圳的公共场所无烟法规完全符合《公约》要求，更堪称表率；越来越多的城市、机关、企业加入无烟单位的创建活动,社会控烟共识不断提升。

　　2013年底，作为中国高层领导的政治支持，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了《关于领导干部带头在公共场所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使各级领导干部知所规避。但由于缺乏有效的执行措施，《通知》的政治影响力随时间推移有所下降。

　　2015年，通过提升烟草税，调整了卷烟价格。目的是获得双赢:既能增加政府收入，又能减少卷烟消费。虽然2015和2016年卷烟消费分别较前一年度降低2.3%和5.6%，但2017年又较前一年上升0.8%。这与中国的卷烟价格仍旧偏低，且卷烟的支付能力逐年上涨，税占零售价格的比重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标准有关。

　　经过10多年的艰苦卓绝的控烟倡导活动，特别是《广告法》修法期间的倡导，揭露了烟草业的干预破坏，促进《广告法》成功修订;加上其他法规相继生效，大多数烟草广告和促销形式从法律上得到禁止。

　　中国政府支持普及，并建立了戒烟诊所和戒烟热线，引入了简单戒烟干预技术，更新了临床戒烟指南，并发展了戒烟热线指南。虽然一半的吸烟者都有戒烟需求，但戒烟率仅为18%；而无人造访戒烟门诊，与烟草成瘾的诊断、治疗和咨询服务未融入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特别是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中；戒烟服务和治疗成本完全没有被医疗保险计划覆盖，或通过公共基金或补偿计划支持等因素密切相关。

　　中国控烟虽然有进步，但与中国3亿多现在吸烟者、7.4亿二手烟烟雾暴露者，每年因烟草消费导致100万人死亡的健康危害相比，与在中国已经生效12年的《公约》的要求相比，中国的控烟依然明显落后于世界控烟进程。而涉及到控烟履约具体条款的执行和烟草业的阻碍与干扰方面，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国家烟草专卖局/中国烟草总公司为应对《公约》，公开出版了《WHO<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对案及对中国烟草影响对策研究》（简称《双对》）一书。《双对》中的各种应对《公约》的策略，变成了中国烟草业抵制履行《公约》的“万宝全书”。他们使用了系列策略阻碍烟草控制，包括夸大烟草产业的经济重要性，操纵和影响烟草控制的政策和立法，资助科研人员，制造伪科学，诋毁和歪曲业经证实的科学结论，宣传烟草文化，对抗控烟行动，操纵舆论、改善烟草企业的社会形象，以及对控烟倡导者进行政治威胁，来与控烟力量抗衡，推广和促进烟草的使用。发布会重点回顾了《公约》履行过程中，一些关键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如何受到烟草业的阻碍:

　　2014年《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2016年被列为国务院一类立法项目以来，国家烟草专卖局认为该条例过于“激进”极力反对，致使该法规草案已经搁置3年多。国家立法受阻，给地方立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2018年5月，杭州市人民政府提出了违背公约精神的、在室内公共场所设立“吸烟室”的《杭州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改草案）》，杭州法规若成功，显然会导致无烟立法倒退。

　　国家烟草专卖局篡改《公约》13条文本，阻碍《广告法》修订，至今依然阻碍国内相关法规的有效执行，以教育、科学研究、体育、音乐、文化、社会公益和公众教育活动为名的烟草赞助，烟草销售点的品牌广告依然未有效禁止。

　　由于中国卷烟消费税设置多档税率的税制结构，2009年烟草行业通过价格策略干扰“以税控烟”政策。中国需要简化卷烟消费税税制结构，连续不断提升卷烟制品税率，建立烟草税收专款专用制度,支付与民生相关的公共卫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项目等。

　　《公约》第9条、第10条和第11条，分别为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和披露，以及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均由国家烟草专卖局负责执行。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公约》第3和第4次缔约方会议上，阻挠第11条、第9和10条《实施准则》草案通过，由此国际控烟联盟多次授予中国政府代表团“脏烟灰缸”奖；

　　过去20多年间，国家烟草专卖局不仅不履行公约，反而在全国范围内强力实施“卷烟降焦工程”，通过《烟草行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等系列政府文件，采用行政手段、推荐获奖等方式等措施，将 “低危害、低焦油”卷烟作为核心发展战略，并谎称是履行《公约》的行动；推行添加中草药、香料、着色剂等添加剂，增加卷烟的吸引力。“中式卷烟特征理论体系构建及应用”入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以及作为国际大丑闻的“烟草院士”都是这个背景下的产物。

　　国家烟草专卖局不仅不向政府其他部门和公众披露烟草制品成分，反而通过在烟盒包装上标注焦油含量，用不同颜色的烟盒表明卷烟的“柔和”程度，以及号称卷烟包含了多种减害技术来误导消费者。

　　2008年出台、2011和2016年两次更新的“中国国内烟盒健康警示”的规定是按照《双对》建议制订的，完全违背公约精神，不能传递任何烟草危害健康的有效信息。这是国家烟草专卖局以国家公权力为烟草企业谋利益的典型案例。到2016年，105个缔约国采用有效的图形警示包装标识，覆盖世界人口的58%。2017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副局长在两会上仍然强硬宣称，中国的烟盒健康警示已经满足《公约》精神了，烟盒上绝不可能放置图形健康警示。

　　中国的《公约》履约工作部际协调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包括了与公约履行相关的主要政府部门，负责中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履行。中国政府批准了《公约》，成立了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大多数部委积极履约，但是致命的错误是政企不分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成为了履约协调领导小组的成员，并负责烟草制品成分管制及其成分披露、烟草制品的包装和标签等条款的执行，这给烟草业干扰控烟提供了便利条件。这也是导致中国烟草控制落后，一些关键条款毫无进展的主要原因。

　　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控烟履约职责划归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了，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中国控烟》对未来如何控烟提出系列建议，最关键的一条建议是：在接下来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中，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为组长单位，财政部、外交部为副组长单位，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农业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部门组成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加强履约机制建设，明确部门职责和约束机制。工业与信息化部和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排除在履约协调领导小组之外。

　　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然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要烟草企业的巨大税利，还是要减少每年因烟草使用造成的100多万人死亡？韩启德院士说，对控烟的立场和态度，反映出我们的发展是否真正为了人民的利益。 

　　国际控烟专家Judith Mackay教授、Jonathan M. Samet教授、中华医学基金会Lincoln C. Chen主席、中国著名心血管专家/中国控烟协会会长胡大一教授、肿瘤专家/中国控烟协会副会长支修益教授等一致认为：烟草流行给中国人群带来的健康损害是严重的，中国控烟的历史是值得记录的，中国控烟的成败是全球控烟成败的关键,因为中国的烟草使用者占到世界吸烟者的三分之一,消耗了全球42%的烟草。《中国控烟》对中国的控烟落后的原因在更广阔的视角上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八条很好的建议，希望这部评述中国控烟进程及其进退得失的力作，能够起到唤醒的作用，促进实施更有力的烟草控制政策，终结烟草在中国的流行。

　　中国资深控烟专家许桂华研究员说，“烟草业阻碍控烟，劣迹斑斑 证据确凿”。她和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王克安研究员、吴宜群研究员、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控烟办副主任姜垣研究员等多位专家对国务院机构改革，把控烟履约职能划归国家卫生健康委表示赞赏，十分认同《中国控烟》一书的关键建议：中国控烟的前景，能否去除烟草业对中国控烟的干扰，与重组的履约协调领导小组关系密切，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抓住良机，为有效履约控烟，促进中国人民的健康做出应有的贡献。这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应该担负的职责,也是人民对健康生活的殷切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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