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矛盾恶化加剧医生伤痛：钱少活多压力大

　　5.医生和患者需要达成“战友”的互助共识。

　　若发生停药，有人会拿“医德”来说事。与诸多医生一样，朱桓（化名）不喜欢“医德”这词，他是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住院医生。他觉得：我待患者好，不因为医德，而是我对病患的痛苦有同情心，我在付出同情的过程中也得到道德上的满足感。

　　朱桓认为，一个人适不适合做医生是天生的，如果只会考试，那远远不够。他说：“临床医生以床边问诊，判断病情为要点，若是不喜欢与人打交道，不具备基本的同情心，没有观察力和判断力，都不适合做医生。”

　　“接着的问题是，适不适合在中国当一个大夫？”朱桓继续说，“受不了高投入伴随着低回报，可以选择离开。”

　　对朱桓而言，他所图的，是临床诊治时缜密推理与缉拿“真凶”的乐趣，是心安理得接受他人信任与尊重的成就感。

　　有时候，乐趣与成就感会被破坏。朱桓说，得了肿瘤要医治，治疗只有四成的可能会缓解，不治则没戏。

　　“多数人却没有愿赌服输的精神，只肯吸收对自己有利的信息。”他说，“一种药固然可能有用，但病情会发展，会变化，药对别人有用，对自己未必有用，现在有用，将来未必一直有用。”

　　徐夏认同这点，她觉得病人对医生的期望过高，是科普没做好，现代医学有其局限性，许多疾病仍是不治之症。

　　朱桓觉得，国人的思维和文化传统不适合西医，广泛流传的是相信奇迹，相信个例，却不认同概率论。

　　他仍拿肿瘤举例，医学对肿瘤有预判，50%的几率活三年，20%的几率活五年。医生一步步地告诉患者，每个治疗选择，都有对错的可能。“夸张点说，90%对，10%错，错了那10%里还能用下一招，而最后那1%可能是死亡。有的人却想，为什么这1%无法挽回，是不是没给红包？”

　　他说：“医疗不是服务业，我们和患者是战友，我同情你，才帮助你。你有财力，愿意掉头发，能忍受痛苦，也对或许会人财两空的结局有预期，医生和患者达成了这些共识，才能往下走。”

　　6.只要医患间信息不对称，金钱贿赂难避免。

　　朱桓不希望，每做一步治疗，都要医生签字，患者再签字，医患间防范到这地步。

　　“现在把你的命拿出来，拍在桌上，我帮你赌，你赌不赌？”他这么说，“病人应该与医生站一块同疾病博弈，如果预设了立场是来买服务，那对不起，有些服务我不卖。”

　　朱桓见过磕头下跪的病人，他坚持，这是农夫与蛇的故事。“跪得下去的病人，回头也会来告你，因为他把尊严看得比性命更低。”

　　对这类病人，朱桓会避免做危险性的操作，这是他的自我保护。

　　朱桓说，自己所在的医院多少有些精神家园性质，但这并不能代表整个医疗环境。他所在科室，没有回扣，没有红包，用药与治疗都按规范来。多数医生也不会讨论房子与股票，大家都有情怀，守着念想。

　　至于过度检查，他解释，一些医生怕担责任，就多开检查。“检查开多了，至多说他水平不够，学医不精，但把一个肿瘤病人放走了，他就是误诊。”

　　朱桓说，他并不排除确实有差劲的医生在其中牟利。比如，民营医院买了设备，就去大医院的门诊给大夫递名片，塞回扣，说：我这儿机器闲着。

　　“往好了说，这是医疗资源的再分配。”但朱恒认为，只要医患间的信息不对称和金钱诱惑仍存在，这些暗处不可避免。他也指出，在一些国家，如果大夫多开检查，市场机制能约束他，保险公司会要求其缴纳更多的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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