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医生付出大效益少，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以体现。
徐夏（化名）在江苏某三乙医院做麻醉科医生，有17年医龄。她一周工作6天，工作日7点45分到岗，忙碌7小时，照理是14点45分下班，但几乎每天要加班。
麻醉科有30名医生，常态下，有人值急诊或者轮休，能上手术班的大约是12人，一天要应对70多台手术。
徐夏常加班至傍晚五六时，乃至夜里11点，相应的加班费是5元一小时，这比麦当劳的小时工还差一截。
“占用的时间太多，我们和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工人没区别。”徐夏抱怨说，“并且加班是制度性的，即便一分钱没有，你还得干，除非辞职。”
另一个问题是，这点付出没能产生多大效益，医生的技术价值没能在收费上得到体现。
徐夏举例说：北京协和医院最出名的教授，专家门诊的挂号费是14元；做一台时长七八小时的插管全麻手术，麻醉收费约490元，不插管全麻收190元；一台大手术，需要5至6名外科医生、2名麻醉医生和2名护士一齐协作，耗费数小时，费用是一千至三千元不等。
“医生的技术付出都是亏的，医院收入靠药品提成和检查费弥补。”徐夏坦率地讲，“药品回扣，有些医院有，有些医院没，分配方式也不尽相同，多数情况下，普通医生拿到手的很少。”
“现在，在社会公众看来，医生就成了一群逐利的小丑。”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的谢汝石医生说，“但是医生也是人，不但要生活，同时还要担负医院的建设和发展。”
他透露，在现行的制度下，在大部分医院里，政府每年的拨款还不到医院总支出的10％，而大学的附属医院更少，不够6％。
“你说医院如果不赚钱，病人到医院就诊有这样的环境和设备吗？能有那么多的专家吗？”谢汝石反问道。
2010年，徐夏全勤，税后年收入不足6万元，这包括了工资、奖金、节日费、加班费以及手术津贴。
徐夏也曾拿过红包，面对诱惑，她挣扎过，确实也需要钱。她自己说，后来不拿了，因为“社会的净化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另一个原因是：收红包有风险。她说：“在医疗上要找差错太容易，医生不收红包，还被砍被杀呢。”
“收受利益不是个体医生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制度，来约束这种行为，也没有一个好制度，帮助医生实现他们的价值。”她补充说。
4.病患逃费，所欠费用由相关医生偿付。
徐夏介绍，医院科室的奖金，由院部核算得出，原则是收入减去损耗，“但具体数额，仍要看科主任有没有分量。”
她记得，今年一月、二月，一位同僚只拿得月奖金800元，效益好的科室，医生的奖金亦不过是5000元。
徐夏说：“奖金的多少，与科室地位有关系。科室越强势，科主任在院长面前越有话语权，奖金就会高些。”
这笔奖金统一派发至每个科室，科里会安排人依系数计算分配，系数同每个医生的工作年限与职称年限挂钩。工作头一年的新进医生系数是0，没有奖金；第二年是0.5；第三年是0.75。
与微薄收入所相称的是工作环境。徐夏工作的医院，手术室里装有流层系统，作用是调温、与外界交换气体并灭菌。但院部规定，手术结束要关掉流层。
“使用的成本只是电费，院部要省电费。”徐夏不理解，一些微创手术，例如腹腔镜胆囊手术，要往患者的肚里充二氧化碳，使肚皮鼓起来，整个过程中有大量废气滞留在手术室里。手术结束即关掉流层，会导致室内环境恶劣。
“日积月累，许多同事头痛。”徐夏说，他们向领导提意见。领导“哦”一声，讲：怪不得最近我也头疼。但没下文了。
另一条制度也令医生头疼，院部规定：病患逃费，所欠费用由相关医生偿付。徐夏所在的医院里，曾有一个医生组——三位骨科大夫共同治疗一个住院病号，在治疗尾期，那病人逃了，欠下19000元医疗费。医院判定，扣罚组长——副主任医生1万元，另一主治医生承担9000元。
“所以你去住院，没钱了，医生会给你停药。”徐夏揭示缘由，“临床医生都学精了，不交钱，便停药，连手术费都要预先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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