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导致医院人手的严重不足，在第五病区，18个护士要负责照看87个精神病人，病人的人数却还在不断增加。
尽管精神病医院已经如此入不敷出，但医院有财政差额拨款，政府有“三无”联动机制。还是有许多人钻起医院的空子。
陈女士碰到过这么一个病人家庭。病人的母亲是国家一级演员，每个月拿着三四千元的退休金，家庭条件也算不错。这个病人过去还在比利时留学过，学历很高，会英语、德语、法语。不幸的是，在国外就有了精神问题。
回国后，家属曾经带病人到陈女士的医院住院治疗过。每每经过一段时间治疗康复后，家属就把他从医院领回家。但他的病情总是时好时坏，要不断住院治疗。后来，病人病情再复发时，家属就把他推到大街上，打电话给110指挥中心，110出警把这个病人送到了精神病医院。
安排住院之后，医生认出他不是“三无”精神病人，是有家属的。打电话给病人家属，结果家属抵赖说，没这么一个人。
被护士们逼急了，家属干脆很长一段时间不过来探视病人。渐渐的，医院也不愿再提费用的事情，等到病人好差不多了，家属就来办理出院手续把他领回家。
“能出院我们就很高兴了，这时候逼家属交钱，他们再丢下病人不接回去，我们不还得自己兜着。”陈女士说。所以，当这个病人出院时，医护人员也不敢提缴费的事情。
精神病院的关系网
各种不靠谱的事情经常上演。当世界医学界还在精神疾病的门口徘徊时，陈女士和她的同事们每天面对“高深莫测”的精神疾病，还不得不处理更高深莫测的“部门关系”。
在1975年之前，这所医院是隶属民政局一家的疗养院，1975年的时候被移交给卫生机构，在原来疗养院的机构上，办成了一家精神病医院。
1998年，医院得到的床位批制是370个床位，其中有50个床位希望医院做脱瘾治疗，可以配合公安部门做些戒毒工作。那时候的医院想法很单纯，觉得戒毒工作是公安部门的分内事，不愿意包揽过来，而医院也没那么多地方摆下这50个床位。
最终，床位的批制缩小到320张。
2008年，医院申请上全省三家有司法鉴定资格的医院之一，陈女士和同事们多了一项工作：劝退装疯卖傻的人。
往年，在医院进行的精神司法鉴定每年不过几十件，近些年随着人们的关注，精神司法鉴定每年达到近百件。许多犯罪嫌疑人为了逃避法律责任，没有精神问题也愿意做精神检查，陈女士遇见这类人，总劝说：“我做了快三十年精神科医生，你让我装疯一下我都装不像，你们更别费劲了。”
真的被检验出有精神问题的犯罪嫌疑人，这家精神病医院也不会从警察手中接收治疗，这个城市没有安康医院，警察只能交给家属领回家监护，但往往领回去就没了消息。
社会关系广了，精神病医院的业务范围也越做越大。有部门领导会打电话给医院负责人，说，你们能不能治几个精神病，天天在信访办闹。
陈女士让手下的医生先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有病。结果问了几个办公室，没人愿意揽这个活，都推托说手头有病人。好不容易有医生碍于领导面子愿意去看看，去了大半天，回来之后告诉陈女士，去信访听了一下午，也没听出什么来，“不知道谁有病”。
医生抱怨说，这种活以后我不去了，我们院也不用让人去了。
这件事情最后不了了之。
不多久，医院遇到了医患纠纷，家属告到信访局，信访局的负责人找医院领导谈话，说，前些天有个人掉进路边的地下井里，公共事业局因为没盖好井盖都赔了8万元，你们才6万，就给了吧。
陈女士只能应承下来。各种关系还是复杂着。陈女士开始躲起上级单位的各部门联动会，能推脱不参加的就推脱掉。
而近来媒体大量报道精神病院事件也使得医院主管的压力很大，卫生局领导在大会小会中三番五次地说：“要维护好医患关系，”“多关注社会动向。”
陈女士和同事们开始关注起各类社会新闻：山东把上访者送到精神病院，广州的邹宜均案，莱芜精神病院打死人，茶余饭后，这些新闻成为医务人员的交流信息。
护士长在护士们的工作报告上也咬文嚼字批阅起来：对病人不要提“给”字，“让病人”应该改为“询问病人”，病人有选择电视频道的权利……
公开场合，他们也会抱怨：“精神病医生太没有成就感了。”
（责任编辑：吴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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