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违规医院被处罚多次仍存在 卫监所束手无策

　　过去6年间，厦门国泰妇产医院把可能导致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事，几乎一件不落的全做了。饶是如此，却仍然畸形地生存至今。研究者认为，这背后所暴露的，是目前医政监督“执法软弱”的通病。

　　看上去，国泰妇产医院(以下简称国泰医院)似乎是无法打倒的。

　　2011年7月4日，多次传出丑闻的国泰医院，被厦门市卫生局正式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但三个月之后，厦门市政府的行政复议结果出来，决定保留国泰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国泰医院起死回生。

　　对于履行厦门医疗机构监管职能的厦门市卫生监督所(以下简称“卫监所”)而言，猫鼠游戏已经玩了6年多。他们明白对手的全部违法行为超登记范围执业、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非法收费等。可能导致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事，国泰医院差不多是一件不落的全做了。但却在实施了一次次行政管理行为后，卫监所却发现自己陷入了“束手无策”的尴尬境地。

　　“有本事把我头拿去砍”

　　卫监人员曾多次被迫打110报警。

　　2011年5月23日下午三点钟，卫监所甚至抓到了国泰医院违法行医的“现行”。突击检查时，卫监所监督员郑幼卿在国泰妇产医院隔离产室的一个垃圾筒里，发现了三具引产不久的胎儿尸体。从尸体大小判断，胎儿应在5个月到7个月之间，出生时很可能已存活。

　　行动之前，厦门市卫生局已经掌握了国泰医院大规模实施非法引产手术的细节。死婴多储存在医院冰箱中，积攒多个之后，集中送殡仪馆秘密火化。在去年的一次行动中，负责监管医院的卫监所曾在该院查获一个“黑名单”，上面记录有189例可疑的非法引产手术。

　　根据计生技术常规，除获得相关部门的特别许可(通常是因为发现胎儿有先天疾病、畸形等原因)，中国允许引产的胎儿需在27周以内。

　　在现场对胎儿尸体拍照录像之后，卫监所执法人员一度信心满满，以为“这下可跑不了了”。然而他们很快发现自己过于乐观。

　　事实上，跟以往检查情况一样，执法人员赶到之前，产妇已经被医院成功转移，引产过程没有任何记录。

　　国泰医院的医务人员则纷纷表示，该院从来不做引产。

　　“那么他(指胎儿)是从哪里来的？”执法人员问。

　　“是你们带过来的！”接受调查的国泰医院护士长说。

　　一名配合此次执法的计生工作人员哭笑不得：好，好，是我们从菜市场买来的。

　　半年后，这位工作人员跟郑幼卿提及此事，仍然耿耿于怀。揶揄说：“国泰医院还不是你们卫生局养出来的？”

　　事实上，这早已不是厦门市卫监所在国泰医院面前第一次碰壁。在去年10月15日厦门市卫生局组织的首次联合行动中，国泰医院就曾出现过一名“导医”冒充病人接受调查的奇景。此外，去年12月13日，国泰医院“院长”张超英陪同一位病人到卫监所，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将被卫监所扣留的病历强行要走。后来郑幼卿才知道，那个“病人”其实是国泰医院的员工。

　　至于执法过程遇到的“软抵抗”，如拒绝提供病历；拒绝让当事医生接受调查；拒签“卫生监督意见书”，更是家常便饭。为此卫监人员曾多次被迫打110报警，让出警警察大为诧异。

　　5月28日，“死胎事件”发生5天之后，国泰医院再度出事：一名新生儿死在该院。后经调查，为产妇助产的并非妇产科医生，而是国泰医院B超室的一个助理医师，该医生在事发后即逃跑。

　　而在此两天之前，厦门市卫生局刚刚召开专题会议，决定吊销国泰医院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5月30日，厦门市卫监所再度到国泰执法，并现场发出监督意见书。国泰“院长”张超英再度拒绝签收。

　　“士可杀不可辱，”张超英说，“有本事把我头拿去砍了。”

　　诞生于同一年的“冤家对头” 　“医疗欺诈”在法律上却一直是空白。

　　国泰医院开办于2004年。这一年，恰逢厦门卫生局机构改革，监督医疗机构的职能，从卫生局机关剥离，交给了新成立的卫生监督所。原本是一名妇产科医生的郑幼卿，考入监督所，成为一名卫生监督员。

　　国泰医院最初引起卫监所的关注，是因为源源不断的病人投诉。投诉人反映的内容大同小异：在国泰医院被诊断出严重的妇科病，但花不少钱经过一番治疗之后，却发现自己原本没有病。

　　据不完全统计，从2005年至2011年，厦门市卫生局共收到反映国泰医院欺诈的投诉件共有67宗。厦门卫监所首次向国泰医院发出卫生监督意见书，较早可追溯到2005年3月。

　　不过，迄今为止，国泰医院没有一次因“医疗欺诈”而受罚的记录。事实上，尽管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医疗欺诈”在法律上却一直是空白。在全国卫生监督部门的执法话语中，也从未出现过“医疗欺诈”这个词。

　　2007年初，上海协和医院因给无病姐妹做假手术被媒体曝光。上海协和医院后来被吊销了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这是它在刑法之外所能接受的最高惩罚。郑幼卿从报纸看看到此事后，遂意识到医疗欺诈已成普遍现象，因此通过其所在的农工民主党向全国人大递交提案，建议刑法中增设“医疗诈骗罪”，但未获回音。

　　在郑幼卿看来，由于打击不力，医疗欺诈近年来已经蔓延。2010年，郑幼卿曾协助下属某区卫监所查处过一起手术造假案：一位患者在厦门某民营医院做了一个“PPH”的手术，该手术需要使用一种单价2000余元的钛钉，共花费8000余元。然而后经X光拍光证实，患者身上根本未装钛钉。此案经过专家鉴定最终坐实医院欺诈，按照刑法规定，诈骗4000元即可追究刑事责任。但这起明白无误的诈骗案，最后被相关领导定性为“管理不善”，最终未能移交公安机关。

　　假医生、假处方

　　去世大半年的医生，“还魂”给病人看病；200元一次，租来执业医师证。

　　2006年7月，在针对国泰医院的一起投诉案中，郑幼卿经初查发现该院涉嫌使用4名无证人员。在卫生监督界，这已触及“非法行医”，是极为严重的违法。

　　作为一家二级专科医院，国泰医院至少需要65名医务人员，才能符合相关标准。而在厦门市备案的注册资料中，国泰医院刚好满足这一要求。

　　然而执法人员根据国泰医院提供的“医师花名册”，找到电话号码后一一打过去，很快发现了蹊跷。

　　国泰医院病理科一位75岁的倪姓医生，拿着执业医师证到国泰医院注册后不久，即因患癌症离开。然而不知何故，后来国泰医院的诸多病历上，却还有这位倪医生的签名。

　　国泰医院检验科的一名杜姓医生很干脆地承认，自己从来没有在国泰上过一天班，为了帮国泰应付卫生局，她曾把自己的执业医师证出借过，并得到200元的报酬。

　　国泰医院的“假医生”第一次“现形”是在2010年10月15日的突击检查中。卫监所执法人员闯进国泰医院的一间诊室，仅发现一名身着便装的女子，其身边椅子上挂着白大衣，上面的胸牌写有“魏重枝 妇科主任”字样。

　　接下来，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尽管长得跟胸牌上的照片一样，但该女子坚决否认自己就是“魏重枝”，之后在执法人员眼皮下从容离开。

　　执法人员后来在医师网上查询，发现确有一名叫“魏重枝”的医生，但其身份证号与国泰医院的“魏重枝”不一致，这意味着他们在国泰医院遭遇到了“套牌”的“魏重枝”。

　　此外，厦门卫监所在检查中还发现，国泰医院有多份病历上的医生签名可疑，经过司法鉴定，证实至少4人冒用真医生的签名开处方单，但这4人究竟是谁，至今不得而知。

　　郑幼卿对南方周末记者称，医院内部人员告诉她，当看到执法人员来查时，医院门口保安会紧急“报警”，里面冒充医生看病的假医生们，会迅速脱下白大衣，躺在床上自称病人。

　　此外，国泰医院的麻醉处方单上也记录了发生在该医院的诸多奇事：2010年3月15日，一名唐姓妇女在国泰“上环”，但两天之后，她又神奇地做了“无痛人流”手术；2009年12月13日，一名蔡姓孕妇在国泰做了人流，4天之后，又却反过来接受“不孕症”的治疗；2010年1月17日，一名苏姓患者在国泰医院做了宫颈炎手术，但在其21日的住院病历上，却显示其宫颈“光滑，无触痛”……

　　一边“检讨”，一边违规

　　医政监督“执法软弱”，已成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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