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企业排污多年无人管 形成多个癌症村

公开“机密”

就像土壤污染调查数据仍被环保部门称为“国家机密”一样，地下水污染情况也长期处于“秘密”状态，舆论倒逼之下，相关机构开始对水污染信息公开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希望地下水信息有更多的公开，就公布像PM2.5数据一样，公开信息并没有之前想象的那样危险。”

中国各地区在2012年中陆续公布PM2.5数据，如今，很多人已经习惯了参照PM2.5数据安排自己的生活。但在公布之前，也曾出现激烈的争论。反对的声音认为，公众如果了解了空气污染的恶劣程度，会“受不了”。马军认为，PM2.5的发布对于环境治理只有好处，这些数据不仅给产业调整、环境监督提供的依据，更是给地方政府无形的压力，让它们能够重视空气质量。

“信息公开是第一步。中国的环境问题往往卡在一些关键难题上：判决执行难，无法突破地方保护；社会监督难，因为环境问题技术性强；环境诉讼难，证据难搜集。如果有公开的数据，上面这些难题都可以找到破解的办法。”马军认为，全面的信息公开，首先有利于公众参与对地下水污染的监督，而公众参与，是解决环境问题最好的办法。

与几年前相比，公众参与环境监督的热情越来越高。2月16日，回到家乡的浙江企业家金增敏发微博说，浙江省瑞安市仙降街道橡胶鞋厂基地污染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流。环保局长要敢在河里游泳20分钟，他拿出20万。金增敏邀环保局长下河游泳很快变成一个“模板”，此后，乐清、瑞安、苍南等地环保局局长频繁被网友悬赏“下河游泳”。

如果包括地下水情况在内的水污染信息可以像PM2.5一样发布，公众的监督将变得“有的放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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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美国石油公司率先采用一种深井灌注技术来处置石油和天然气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盐水和其他废液。到50年代左右，化学和钢铁工业也开始了把化学废料灌注到深地质层的尝试。

成熟安全的深井灌注技术，是在地质结构符合条件的情况下，采用多重密闭的材料构建一个非常深的灌注井，通过高压泵将灌注液排入封闭的、尚有巨大利用空间的第四类环境介质——地质储存空间，与地下饮用水资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废弃物不再参与人类和生物的物质循环，从而达到安全处置废液的目的。

但是在早期阶段，由于当时认识和管理不足，灌注井的建造以及运行中，都有可能因技术落实不到位而出现问题。美国曾出现过几次影响较大的灌注事故。

1966年在科罗拉多州，一家军工企业在利用深井灌注废液过程中，由于压力过大引起了地震；同一时期，出现了第一份地下饮用水遭受污染的报道。到20世纪70年代初，又发现某造纸厂的灌注废液从厂外一定距离的废弃油井中溢出。

政府意识到，不断增多的地下灌注活动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因此，1974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保障美国公众饮水安全的主要法规——《安全饮用水法案》，要求美国环保署制定地下灌注控制计划，以确保地下饮用水源的安全。

1980年，美国环保署颁布了《地下灌注控制法规》，指出炼油、金属制造业、化学品生产、制药、商业污水处理、市政污水处理以及食品加工等领域的危险废物，其他工业和市政废液、放射性废物可以灌注到所有地下可饮用水源之下，但原先灌注液所通过的三层安全保护管道必须提高到六层。

按照注入液体类型和注入地层的不同，环保署将灌注井分为I—V类5种不同类型。在大湖地区典型的灌注井深1700英尺至6000英尺(518米—1829米)，在海湾沿岸深度为2200英尺至12000英尺(671米—3658米)甚至更深。

2007年，中国地质大学水资源与环境学院的陈宏坤等人在《地下灌注技术及其在美国的应用》一文中解析，对于风险最大的I类灌注井，美国采取的防范措施也最严格。自从1974年美国开始严格管理地下灌注井以来，没有再发生过由地下灌注引起的严重的环境污染事故。

1989年，美国环保署应国会要求完成的一项风险研究认为，与地表填埋、贮存罐藏或焚烧等其他处置技术相比，深井灌注技术对于人体健康和环境所构成的危害极低，可能造成的危害风险最小。

美国环保署2009年的数据显示，处理工业危险性和无危险性废液、市政废液的I类深井总数超过500口，用于处理石油和天然气采掘过程中伴生盐水的II类深井超过14.7万口，当时全美约89%难以处理的危险工业废液均通过深井灌注方式来进行处置。

完善的法规和严密的管理让美国在地下灌注方面保持了安全运行30年的纪录。

深井灌注技术在中国是否可行？从2003年起，中国国家环保总局同美国环保署开展了地下灌注与监控技术研究与合作；2006年中国环保部开展了地下灌注科研示范项目。但遗憾的是，我国尚未制定控制深井灌注行为的法律法规，也没有明确的部门对其实施监管，这都给深井灌注的推广带来了难度。(乐悠)

从黄浦江死猪事件看自来水安全

自来水能不能直饮不仅取决于水源，还取决于标准、工艺和管道状况。

“黄浦江上游出现死猪”——几小时内，附带着触目惊心照片的新闻被上海网友疯狂传播，大家最担心的是，自来水被污染。

截至3月12日，上海松江、金山区水域已打捞死猪4600余头。而此地，正是上海自来水的水源地之一。截至记者发稿，黄浦江出现上游松江水域死猪打捞仍在继续，从猪的“耳标”显示，死猪来自浙江省嘉兴地区。

上海市容环卫水上管理处处长朱锦介绍，黄浦江死猪并非偶然，十多年来一直未断，每年春夏之交、夏秋之交均是高发期。而这次，事态在早春扩大。

3月11日，上海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实验室采用荧光PCR方法，对黄浦江上游漂浮死猪采样检测，在一份样品中检出猪圆环病毒病原阳性。上海市农委官方微博称，猪圆环病毒病不属于人畜共患病。据泖港自来水厂介绍，漂浮在河里的死猪大部分没有腐烂，因此没有对水质造成太大影响。水务部门每小时监测一次取水口水质，目前各项指标都正常。一旦发现水质异常，将投放液氯和活性炭，确保供水安全。

死猪事件再一次将自来水饮用安全问题，推到了风口浪尖。针对2012年7月1日全面实施的新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专家评论称，达标水是可以直接饮用的。

可是，如今有人敢直接喝自来水吗？

标准被讥“纸上谈兵”

每个城市的自来水，由于水源地不同，水的特性自然有所不同。当然，国家对于自来水品质，是有硬性指标的。近30年以来，我国实施的是1985年制定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拿上世纪80年代的“尺”，显然无法量准21世纪的现状。按照1985年的标准，自来水检测项目是35项。可是，2000年到2001年间，第三军医大学预防医学院的曹佳教授，曾对重庆市主城区水环境中的有机污染做过调查，发现仅非挥发性有机污染物，就高达101种。更让人不安的是，当时曹教授在重庆5个自来水厂的出厂水中检测有机污染物，仍然发现82种之多。

为此，2006年底，卫生部会同国标委、建设部、水利部、国土资源部、环保部完成了对1985年版标准的修订，2007年1月26日由卫生部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 2007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张成玉介绍：“新标准与1985年发布的《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相比，具有以下三个特点：一是加强了对水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饮用水水质指标由35项增至106项；二是统一了城镇和农村饮用水卫生标准；三是基本实现了饮用水标准与国际接轨。”

比如在有机物、微生物和水质消毒等方面的要求上，新标准中的饮用水水质指标由原标准的35项增至106项，增加了71项。在新的71项指标里，微生物学指标由2项增至6项，增加了对蓝氏贾第虫、隐孢子虫等易引起腹痛等肠道疾病的细菌的检测。原标准的毒理指标只有15项，新标准的毒理指标几乎是原标准的5倍，达到74项。其中的有机化合物和无机化合物的主要来源是农药和工业污染，我国不少地方的水源地农药污染比较严重，虽然部分农药已被禁用，但早些年使用过的农药仍残留在土壤中，短时间内很难降解；工业污染主要来自未达标的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和处理，这对区域性生活饮用水卫生安全是决定性的，很多突发事件都由此产生。

一旦饮用了含有诸如砷、氟化物、硝酸盐、氰化物等物质的水，就会出现急性中毒，甚至危及生命。而大多数情况下，这些物质在人体中累积到一定量才造成危害，即通常所说的慢性中毒。水源受到藻类污染也可以使饮用水中产生毒素，一般情况下，藻类无破损只对饮用水的味道产生影响，而一旦破损，就会产生毒素，无论国际还是国内，饮用水标准都将其归为毒理指标。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水质安全监测室鄂学礼主任透露，新标准中明确规定生活饮用水必须满足三项基本要求——一是要求生活饮用水中不得含有病原微生物，应防止介水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二是水中所含化学物质和放射性物质不得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不得产生急性或慢性中毒及潜在的远期危害，比如致癌、致畸、致突变等；三是生活饮用水必须确保感官性状良好，能被饮用者接受。

重庆交通大学朱宏的硕士学位论文《长江流域城市水源水、自来水水质变化趋势及其改进对策研究》透露——“生活用水新标准的实施，并不意味着从自来水厂出来的水就完全满足要求了。就现有水处理技术，最多能消减水中30%的有机物，而重金属，均可以毫无受阻地进入成品水中。” 也难怪鄂学礼说：“水中的污染物种类繁多，人们对污染物的认知程度、水质项目的检测能力受到科技水平的限制，水质标准无法完全涵盖所有污染物。”对于新标准，鄂学礼也承认：“由于各地饮用水水质和水处理工艺存在差异，新标准选择的项目尽可能涵盖不同情况，一方面力求与国际标准发展趋势保持一致，另一方面结合我国现状，解决我国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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