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绍兴企业排污多年无人管 形成多个癌症村

死亡名单

韦东英对萧山区钱塘江各段的排污口了如指掌，她怀疑工厂仍有暗管偷排，因为在厂区工作的外地打工者不止一次规劝她：“大姐，你们别告了，越告越糟糕，他们现在都在厂里打暗井，污水通过暗井排走。”遗憾的是，韦东英找不到证据，因为工厂她是绝对进不去的，她告诉《新民周刊》，化工厂排气排水多在后半夜，且有人在江堤上守着，“他们拿着对讲机，看到我来了，就用对讲机通风报信：韦东英来了，你们快关阀。”

这对民间环保夫妇对《新民周刊》反映的问题得到了诸多村民的印证。不过坞里村面临的最大问题其实已经不是污染了，这个问题已经现实存在了近20年。韦东英悲哀地控诉：“老百姓有几个20年可以等？”从化工厂出现，坞里村的癌症病例就开始逐日增加，时至今日这个小乡村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癌症村”。

韦东英家中保存着一份她在2004年至2005年间记录的村里癌症患者与死亡名单，从1992年至2005年，坞里村有近60人患癌症去世，年纪多在四五十岁，最年轻者20多岁，记者翻看这份沉重的死亡名单，发现村民们所患的癌症多是肺癌、胃癌、肝癌。

2005年后的癌症病例韦东英没有做统计，因为她和村民们逐渐灰心了，“村民们后来不再配合调查，问我，调查了又有什么用，我没法回答人家。”但是韦东英告诉记者，最近几年，每年都有七八个人因为癌症去世，“这里难道不是癌症村？”

韦东英后来还曾做过一份《环境污染基本调查表》，记者摘录了几则——

案例一：1962年出生的赭山街道村民冯志光在表格中写道，自己患有肝癌，妻子患有子宫肌瘤，曾看见企业直接排污，“现在盖住放，夜里九点以后气味浓，门窗打不开。”“井水不能用，以前水产品质量好，现在买回来有气味，不好吃。”

他抱怨说“(污染的问题)和街道说过，没有用。”“给我一点钱看病。”在期望一栏，他写下了“想环境(好起来)，下一代不要患癌。”2009年6月12日，冯志光填写了这份表格，不到半年后，他不治身亡。

案例二：坞里村民王江平，2008年6月在调查表中自述：“本人感觉感觉身体不适，附近人得癌多。”此后不久，在检查中，王江平被发现患有肺癌，痛苦挣扎4年后凄惨离世，卒年54岁。

在这厚厚的近60份表格中，村民们对家乡的环境问题以及环保部门、街道、村委的渎职抱怨连连。

51岁的村民曹建妙质问：“为什么坞里癌症患者多，叫领导答复到底为什么！”而41岁的村民冯东海则直言不讳，不愿意读一些关于水污染的问题和法律维权的专业书籍，因为“老百姓靠政府为民办实事才有用，读书没有用”。

韦东英谈起这些案例唏嘘不已，忍不住抹泪，“老百姓心疼环境有什么用？老百姓的痛苦有谁能放在心上？”

坞里村最让人心酸的癌症家庭是一户丁姓人家，50多岁的父亲与30多岁的儿子前两年陆续患癌去世，如今留下老妇独守空房。

村民们多怀念当初的青山绿水，那时候河里鱼虾成群，然而现在捕获的鱼吃起来有一股怪味，韦东英说丈夫不久前捕获一条野生鲫鱼，卖给人家，结果买家上门抱怨烧鱼的过程中满屋子都是怪香味，有点像樟脑丸的味道，没敢吃，扔了。

除了癌症高发，坞里村民的血液病也比较普遍，33岁的村民陈奇原本是一个外科大夫，如今却因为严重的免疫系统疾病在家养病。陈奇脱去衣服，浑身的红疙瘩让人不寒而栗，他说这是免疫体统破坏后的病症，严重时呼吸困难，走路都艰难，因为瘙痒难忍，常抓得皮开肉绽。他去萧山当地医院治疗，医生直接问他住在哪里，当听说是坞里村后，医生断言与污染有关，他又去上海华山医院治疗，医生告诉他只有远离污染才能痊愈。8年来，陈奇因为病患痛苦不堪，工作也丢了，他怀疑病是家边上的冯氏彩钢板厂导致的，这家工厂距离陈家不过十多米，生产工序中需要在铁板上喷漆，而漆中含有甲苯，学医出身的陈奇深知苯类对血液系统的危害。

但他却没有办法去索赔，因为家附近的各类化工企业多达20多家，究竟是哪家在排放有毒有害物质，他也无法说清。“污染是众人皆知的，但与癌症与疾病具体有什么关联，我们没有证据，政府也没给我们一个说法。”

陈奇想过搬离坞里村，他曾去海南休息过一段时间，身体明显好转，但回来后又复发。“没有那个实力搬离。”

“我们这里就是癌症村，我家边上死掉的就十几个。”他看着身边年轻人一个个离开，很为自己的前景忧虑。

韦东英的一户邻居在萧山环保局工作，根据韦东英的说法，这家人几乎从不让孩子住村里，周末偶尔回来一次也很快回城。

除了水，坞里村的土也被致癌物污染，村民们因此不敢吃本地种的菜，这更增加了生活成本。

“化工厂来了，我们的地被征用，没有得到一点好处，反倒赔了性命。”多个村民反映。

更多可怕事实

对于“癌症村”的说法，离坞里村稍远一些的红山村被公认为癌症村中的“头魁”，尽管官方至今同样不承认“癌症村”的说法。

红山村的癌症病发率比坞里村还高，原因在村民们看来很有警示意义——因为该村距离化工区比较远，上世纪90年代，坞里村民为污染问题抗争时，红山村的村民们觉得环境污染并不会影响到自己，因此照旧吃井水，用内河的水浇灌稻谷、蔬菜，收获的庄稼自家食用。直至2008年前后，红山村才通上自来水，但为时已晚，“当时没有意识到，现在进入癌症高发期了。”邵关通苦笑，“幸亏我们坞里村闹得早，否则癌症还要比现在严重。”

《新民周刊》进一步的调查发现，在萧山临江工业园区及周边的党湾镇等地同样存在多个类似坞里村、红山村这样的“癌症村”。根据环保部门的要求，园区的工业污水集中至萧山临江污水处理厂，这个污水处理厂还一并处理周边11个乡镇的生活污水。

通过巨大的污水管道，污水处理厂处理后的污水排入钱塘江，但国际环保组织绿色和平对该排污口的水样抽检发现其含有多类有毒有害物质，包括氯代苯胺、全氟辛酸、氯代硝基苯、氯苯等致癌甚至生殖侵害残留物质。

因为怕本地人闹事，工厂并不招用本地人。印染厂的不少外地工人租住在坞里村及周边村落，村民们时常看到这些外地工人浑身红色、绿色，染料是什么颜色，人就是什么颜色，连眼睑都是五颜六色的。

有印染工人告诉《新民周刊》，这些颜色几个月都洗不掉，咳出来的痰都是带色的，洗澡后，换上白衬衫，一出汗，领子都是红色。

村民们最可怕的传闻便是印染厂的污染会导致不孕不育，因此工厂怕承担风险，也不愿招收年轻女工。

邵关通常去“二十二工段”的这个排污口，他并不懂得专业的化学知识，但直观的感受足以让他对环境忧心忡忡，他眼前的污水有时候是红的，有时候是绿的，异味浓烈，“难道这就是无害化处理后的污水？”

一组数据或许可以说明环境污染对整个地区的危害，南阳镇2012年征兵工作，270名应征青年，最终只有17名体检过关。坞里村去了17名应征青年，结果只有邵关通的儿子一人合格。

21岁的儿子如今远在他乡，邵关通、韦东英夫妇决定坚持抗争下去，虽然生命受到威胁，家中玻璃也被人接连砸破两次。

韦东英说她想不通，这种断子绝孙的事情为何得不到制止，“难道除了污染环境，就找不到赚钱的方式？难道中国的发展非要延续外国的老路？”

因为污染的问题，坞里村的村民们与村干部产生隔阂，并指控村干部们被化工厂一点点蝇头小利就收买了。

邵关通期望将村民们整体搬迁，因为化工厂已经事实存在了，搬到哪里就会污染哪里，“地球哪里有那么多地方好让他们污染？”

另一个“癌症村”

离开萧山，驱车往东不过半小时路程便进入绍兴市，杭甬高速公路绍兴出口下来就是三江村，这是绍兴地区坊间“知名度”颇高的“癌症村”，当然，地方政府不认可这个说法。三江村几乎是坞里村的翻版，同样因为印染等化工企业的包围，水、土壤、空气被污染，年轻人们“逃离”，外地工人与本地老人留守。

66岁的乡村医生林张木退休后坚持在村里的小诊所义诊，因为接触的癌症病患多了，他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遇到一些可疑病例直接建议患者家属送去大医院做肿瘤检查。

这个5000多人的村子据他所知至少已经有80多人患癌去世，“还有很多我不知道的，村民们都说这里是癌症村。”

在这位乡村医生看来，癌症高发肯定是不正常的，罪魁祸首就是附近的化工厂。三江村的村民也盼望着搬迁，但因为拆迁成本高，这项工程进展异常缓慢。

在三江村往北数公里便进入绍兴滨海工业园区，这个园区是浙江省最大的工业园区之一，已经初步形成了纺织制造、石油化工、聚酯纤维、生物医药、包装材料和农产品深加工的产业集群，其中印染年总产能达到50亿米，占全国十分之一。

公路沿途尽是印染及相关的企业。联发化工厂等企业沿着一条内河排列，河道外侧就是海湾。记者面前的这条内河臭气熏天，而联发化工厂与内河相隔的围墙外正有两个工人安装摄像探头。

见到记者拍照，工人很警惕，当地环保人士——90后青年徐磬石认为在围墙外安装探头针对性很明显。

车子顺着防洪堤一路开，每过一个化工厂便是一种气味，附近新三江闸附近的两个渔民告诉记者，风一大，各家工厂的气味混合在一起，能将人熏晕。

6月7日这天，66岁的渔民高明亮从凌晨2点开始在新三江闸外的海湾捕鱼，直至下午2点记者到访，才捕获十几斤鱼，而早年，一个小时就可以捕获一百多斤。高明亮告诉记者，新三江闸隔几天就打开一次，联发化工旁边的内河的臭水排入海湾，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黑龙轰隆隆扎进海湾。

“鱼死的死，逃的逃，捕到的鱼有种奇怪的味道，像是柴油味。”高明亮坦言，这鱼他们不敢吃，只能卖给不知情的人，“一个人只能卖一次，上了一回当，下次就不会再买。”

顺着滨海大道继续往工业园区深处，印染企业更多，最具代表性的新二村被浑厚的化工味包围，但村民们已经习以为常，闻不出来了。新二村周边的内河已经悉数被工业污水污染，成为村民们眼中的毒水，“一沾手就会发疹子”。

2012年5月8日，因为滨海工业园区一家印染厂管道爆裂，新二村一条三四百米长的河流瞬间被染成红色的“血河”，两天后才褪色。

如今居住在新二村的主要是外地来的工人，村民郭大爷透露，新二村同样被视为“癌症村”，地表水被污染，地下水同样不能饮用，村民们守着水却愁水吃。

郭大爷与其他村民一样将房子出租给来自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来的工人，一名正在洗鱼腥草的女工告诉记者，她今年快50岁，在附近一家印染厂做工，刚到这里，早她到来的老乡就告诫她不能饮用井水，河水更是碰不得。

工人们如今都从工厂里提自来水回来洗菜、烧饭，在这片水乡，水成了贵重的物品，郭大爷家有一口水井，虽然只能用来洗衣服，但也供不应求，郭大爷在井旁写了一个告示：“不住我家，不准用水。”

滨海工业园区各家企业的污水同样通过管网汇入当地的污水处理厂——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

按照日处理能力，绍兴水处理发展有限公司是中国最大的以处理印染废水为主的综合性污水处理厂，日处理能力达到110万吨，雨水、污水管线据资料显示高达290公里。

在这家污水处理公司不远处是一家名为绍兴环兴的污泥处理公司，巨大的烟囱正在冒烟。

徐磬石2010年组建了绍兴当地的一支民间环保组织，他告诉《新民周刊》，因为污染问题，当地曾多次发生村民与企业的冲突。

在小徐看来，水与空气的污染是可以目睹的，但另一个隐患却容易被忽视——土壤。按照污水处理要求，每个企业的污水必须先在厂内进行初期处理，而后再进入管网，沉淀物中积攒了巨量污染物。

环兴污泥处理公司这样的企业便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但在绍兴地区也确实存在企业偷倒污泥的情况。

“这种污泥对土壤的破坏性极大，所倒之处寸草不生。”小徐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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