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寨科乡乡村医生丁汉德在他的“新家”前留影。村卫生室条件变好了,他的工作却面临后继无人的危险。本报记者曹 政摄
近几年,无论东部还是西部,工作在基层的医务工作者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这段时间政府加强农村卫生建设的投入真大!”
“十一五”期间,国家实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中央财政投入148亿元,地方财政配套,改造和新建农村卫生机构3.6万个。2008年10月,中央财政再次追加投入22亿元,支持6000个左右乡镇卫生院建设。
“现在农村卫生的硬件没有太大问题,问题在于软件。”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早立说。2008年,汪早立和同事受卫生部委托,对全国乡村卫生人力的现状进行了整体评估。他们的任务是,在医改的大背景下,找出乡村两级还存在哪些问题制约卫生事业的发展。
2009年9月,由卫生部农卫司和卫生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研究中心共同产生了《乡村卫生人力现状及发展对策》。该报告指出,乡村两级人员队伍的建设是目前制约和影响农村卫生发展的关键因素。在硬件建设的一条腿已经迈出的情况下,需要警惕人才的软件建设成为拖累的“跛脚”。
乡医“转型”不轻松
让农民获得公平、可及的医疗服务,是国家加大基层卫生机构硬件建设的目的所在,也是医改的目标,而为农民健康服务的人是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要素。为了了解农村卫生人员的队伍建设与实际需求的差距,记者日前来到西部。
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区向北50公里,在贫瘠缺水的西海固山区深处,一座通体洁白的单层建筑格外醒目。白墙绿门,这里是村医丁汉德的新“家”。
9月16日下午,丁汉德戴着老花镜,一张一张仔细清点着处方。从1961年开始做赤脚医生,目前丁汉德依旧是北埫村唯一的乡村医生。
距离新卫生室大约几公里的地方,有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黑旧窑洞,那是丁汉德工作了多半辈子的老卫生室。如今这孔破窑洞的门口还挂着上世纪80年代集体合作医疗站的牌子。 “以前的这个窑洞太破,一到下雨就担心会不会塌了。地方也太小,药柜占了一大半,输液都没有地方,能干的就是卖药了。”
2006年,按照宁夏农村医疗卫生改革的要求,固原市决定改善村卫生室工作条件。丁汉德所在的寨科乡,发动政府部门职工和老百姓捐椽檩、筹砖瓦,倾全力。为了保证卫生室的建设进度,乡政府将准备建办公楼的8万块砖拿出来供村卫生室先用,卫生院院长用自己的工资作担保,帮助村医贷款用于村卫生室建设。
新卫生室都建成统一的标准,面积45平方米,分成治疗室、诊断室、药房。省里和县里还给配了消毒的紫外线灯、诊疗床、治疗床、药柜、档案柜、体重仪,还有一台专门用来保存疫苗的小冰箱。
“现在条件好多了。” 丁汉德说,“乡亲们看病也方便了许多。”
新的变化还不仅仅体现在新房子上。
今年2月,根据宁夏的布置,北埫村所在的固原市原州区开始试点“一元钱看病”政策。
按照新规定的政策,当地农民到村卫生室治疗常见病每次只需支付一元“药事费”。试点地区村卫生室按成本价提供30种一般性疾病诊疗和74种药品,并实行“一户一证、就近看病、价廉用药、每次一元”。为解决“一元钱看病”所需费用,试点地区调整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政策,从新农合基金中为参合农民每人每年划拨30元,用于基本医疗服务。
按照乡村医生的通俗解读,“一元钱看病”政策的核心是,乡村医生不再通过诊病赢利,所有的处方均只收取一元钱,药费全免。
乡村医生的执业范围也被明确规定,能够使用的药物被限定在70余种,看病的病种被限制在30种以内,输液被禁止,超出病种范围的患者即送卫生院。
宁夏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在媒体上表示,此次新政对乡村医生的医疗行为进行约束,就是想借机将乡村医生的收入来源,由原来“为药厂打工”,转变为通过公共卫生服务“挣政府的钱”。
从当赤脚医生,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乡村医生,无论是记工分还是干个体,丁汉德都是通过看病挣得收入。但现在他和所有的乡村医生一样,收入分为三部分:每张处方收取的一元钱归他,按服务人口计算的公共卫生补助经费,政府另发100元补贴。
68岁的乡村医生丁汉德开始“转型”。他生活来源的提供者由看病的农民,变成了按统计数字拨款的政府。
记者找到丁汉德,当着领导的面让他算算“转型”前后收入有啥变化。
丁汉德认真想了想后才说,变化不大。
翻看他的账本:试点前,村里人来看个感冒,开点药,打个针,平均花费在10元左右,多的能到30元,丁汉德看病每月能收入两三百元。当时村医还有一部分收入是公共卫生补助经费。村里有1380人,每人补助1.9元,算上这部分收入,丁汉德的月均收入能有四五百元。试点以后,每个月他看的病人有100多个,每人一元的药事费,可收入100多元,加上政府给村医发的100元补助,这两项就相当于以前看病的收入了。所以,变化不大。
事后领导不在场的时候他才“坦白”,其实收入还是差了,以前看病的时候,一年的业务收入能有上万元。
尽管丁汉德收入少了,可是对于一个已经干了一辈子乡村医生的他,依旧很珍惜自己的工作。他已按要求为村里60岁以上老人进行了免费体检,建立了体检档案,为村里6岁以下儿童全部建立了免疫接种档案。“活了大半辈子,第一次为村里人体检,看着村里老人的笑脸,我也很高兴。”
这是老乡医的境界。
年轻人“出走”为前程
“政策的确是好政策,可就怕以后没人愿意再干了。”寨科乡中心卫生院院长张庭锐直截了当地道出了自己的担心。
张庭锐说:“以前乡村医生动不动就挂瓶输液,给老百姓的健康安全造成不小隐患。但是乡村医生历来就是村里的大夫,给人看病很方便,现在让他们主要负责公共卫生,想不通的不少。”
另外,尽管政府承诺通过公共卫生补助保证乡村医生收入,可真金白银少一分也会引起人心浮动。张庭锐毫不掩饰,新政策一出台,乡村医生的收入的确少了。
作为全乡乡村医生的业务管理者,张庭锐对自己辖区的14名乡村医生了如指掌。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是确保整个寨科乡不出现没有乡村医生的“空白村”。
如果有乡村医生不干了,他必须上门去劝说。实在说不动,就只好想别的办法。
丁汉德所在的北埫村卫生室,实际在寨科乡中心卫生院“挂号”的乡村医生是丁成智。丁汉德2006年退休,他的儿子丁成智中专毕业后回乡子承父业。没想到干了一年多,坚决提出不干乡村医生了。卫生院苦劝无果,只好请出父亲来顶儿子的班。
对此,张庭锐表示理解:“眼看着五六十岁的老医生,一辈子生活过得紧巴巴,年轻的不愿做这行就很自然。一个月赚的钱不够养家糊口,赶不上出去打工,换个活法没有什么不对。”
丁成智辞掉乡村医生工作之后,改行去跑长途运输,一个月能挣2000元,几乎抵得上一个中等人口村子的乡村医生半年的公共卫生补助。这样一算,谁还能说丁成智的决定不明智?
根据农工民主党宁夏区委会针对宁夏回族自治区医疗机构推行药品“三统一”工作的一项调研显示,由于地方财政补贴不足,按政策一个行政村补助一个乡村医生每月300元,而实际到位的只有100元。有的村有2名~3名乡村医生时,实际发到每位医生手中的就只有每月30元~50元。
因为收入低造成乡村医生流失的现象,并非只出现在寨科乡。距离这里数百公里之外的张易乡,同样面临乡村医生后继乏人的难题。
田堡村卫生室的村医韩文祥63岁,他介绍说,和他年龄相仿的乡村医生约占张易乡所有村医总数的1/3。最年轻的乡村医生今年33岁,那是卫生院院长几次三番上门请才请动的。
韩文祥说,那个年轻人留下来了,也只能算是个“兼职村医”,人家买了辆汽车,一边当大夫一边经营从张易乡到固原市区的客运生意。
除了现实的利益考虑,长远的生存顾虑也影响着年轻人从事乡村医生的热情。
“现在做乡村医生什么保障都没有,老了一无所靠,谁还愿意干?”韩文祥很感慨,“现成的例子就在身边,毛庄村原先的老村医王文玺,70岁的时候瘫痪在家,做不了村医,断了生活来源,只能靠乡亲的接济维持。”
固原的一位年轻乡村医生小刘正值而立之年,在村卫生所干了10年,他现在开始考虑退路。他琢磨,如果自己继续行医的话,有两种选择,一是继续在村卫生室待下去,指望将来以政府的补贴为生;二是现在就选择到乡镇卫生院或县医院工作。“现在很多医院进人都有35岁的年龄限制,我们这些30来岁的村医如果不赶快行动,就只有一辈子做村医了。我想与其被动等着补贴,还不如现在做个决定。”他说自己也有可能弃医改行,比如开个药店或去做康复师,甚至干脆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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