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医改：公立医院改革核心在改变内部治理结构

　　――访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

　　摘要：

　　●医改能否立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满足全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要求，是衡量医改新政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的补助标准提高到每人每年120元、基本公共卫生费用每人每年15元，这能算是高福利吗?20年来老百姓的个人医疗付费增长了133倍，个人付费比例高达50%，这是高福利吗?两亿多农民工进城20年了还不能享有基本国民待遇，这是高福利吗?赤脚医生制度缺失后的20年，农村特别是西部农村的缺医少药到了什么地步?这怎么能叫高福利呢?

　　●新医改鼓舞人心的不是高水平，而是政府反映了老百姓的本质性要求。同时，新医改不是对别的什么的挑战，而是对政府自身的重大挑战。

　　希望加快推进改革的人们从医改新政中看到了新一轮全面改革的契机。

　　“我们要解决的是13亿人的基本医疗公共卫生问题。但是，要达到这个目标，涉及的问题远远超出了基本医疗公共卫生的范围。要推进医疗体制改革，就必须与相关改革配套。新阶段的改革，希望以医改新政为契机，推动相关改革。”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迟福林近日在京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

　　迟福林认为，与医改新政透露出的政府决心、认识相比，提高基本医疗保障水平，重在“基本”二字，这可以将这次的医改与所谓的高福利彻底划清界限。

　　“医改新政”顺势而出

　　记者：新医改方案的酝酿历时3年，在征求各方意见并反复修改后在近期出台。新医改方案重新明确了政府在医疗卫生提供方面的主导地位。您认为医改现在出台的原因、大背景是什么?

　　迟福林：在反危机的背景下，基本公共服务已经具有了战略性的意义。在常态下，基本公共服务的目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基本公共需求，而在反危机状态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努力与发展方式的转型结合在了一起。基本公共服务正是可持续发展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只有解决了人们的教育、卫生、健康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才谈得上发展的可持续性。

　　第二，反危机的直接目标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这道题目对中国而言，突出表现为服务性消费比例太低。这其中的原因，除了信贷消费等多种因素外，更主要的归结于中国的基本公共服务长期缺失。

　　改革开放30年，从总体上说，我国已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发展型的新阶段。这突出地反映在城乡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超过生存型消费支出的比例。比如，近几年在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生存型消费的比重约为40.9%，发展型消费已占50%以上。而在2008年的城乡家庭消费支出中，列前三位的是食品(34%)、教育(11.5%)、医疗(10.6%)。

　　从社会需求变化看，在提高城乡居民消费倾向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措施中，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从短期看，它有利于提振信心，形成扩大内需、拉动消费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从中长期看，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破解新阶段增长方式转型、社会需求转型和政府转型的难题，成为新阶段改革的重要内容，成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行政改革的结合点，成为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和改革动力的社会基础。

　　第三，更大的问题存在于反危机背景下日益凸显的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危机让社会转型中的矛盾进一步显现，比如失业。在这个现实下，基本公共服务可以大大化解两级分化、收入分配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别，短期内依靠显著提高工资收入水平来缩小差距的空间不大，而此时，依靠以基本公共服务为重点的社会体制机制的建立，无疑是最重要的事。

　　所以，综合起来看，我更倾向于将这次的医改称为“医改新政”。也就是说，此次医改新政的出台，适应了形势的需要――既符合外部冲击与内部发展阶段变化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的现实需要，又符合公众对基本公共医疗服务的需要。医改能否立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转变、满足全社会公共需求变化的要求，是衡量医改新政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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