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大网站，每当医疗冲突新闻曝光，跟帖里通常分为两派：一派力挺医生，怒斥患者无理取闹，甚至呼吁医护人员罢工；另一派则痛斥医生收红包回扣，医德匮乏。两种观点通常都各自有理有据，因此互不相让，永远争论不出一个共识。医患冲突，得益者是谁？肯定包括某些当权者，以及专业医闹。
部分当权者乐于见到矛盾在医院中激化，而暂时掩盖其他社会问题。医患之间相互指责，从而减轻了当权者受到的压力，甚至让他们得以提高政绩。至于专业医闹的不法分子，则把握这个机会牟利。医闹不只是病患家属会用，通过热门小说《心术》，人们发现医闹同样可以为医院所用，甚至用黑道，效果远胜于患方……[详细]
在不少人头脑中，掌权者应该希望天下太平，长治久安。然而，在不健全的体制下，当权之人的心态绝非希望平安无事。握有权力之人，并不希望治下全是好人，相反，他们甚至不介意存在“恶势力”，从而达到各方制约，不至于某一方力量过大，威胁到自己。
在医疗关系中，如果医患关系极好，那么不难想象，医生和病患都会对医疗管理部门提出各种改革要求，这是部分当权者不愿意看到的。而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冲突频发，处理起来反而更容易，只要象征性做些声明或不痛不痒的举措，表明本部门有行动即可。正如《三国》中孙吴征战，曹魏得利……[详细]
提起医患矛盾，人们总是直接想起医疗事故。其实，医患冲突未必因为医疗相关问题产生，医患矛盾之一确实与目前的医疗体制有关，如医务人员态度问题、就医费用问题等，但另一部分则是对社会负面情绪的投射，跟医疗体制本身无直接关系，纯属无理取闹。
但第二种医患矛盾常被忽略，一旦医院发生任何事故，就被直接牵扯到医德医术，或者病患健康知识匮乏和不体谅医生。实际上要“治疗”医患矛盾，不能只着眼于医院内，需要医治的是整个社会，现在不只有医闹，还有房闹等各行各业的闹事。而人们对社会大环境不满，医生也可能成为替罪羔羊之一……[详细]
手术台患者追打医生 警察怎救
“警察进医院”并非新鲜事物，据媒体报道，大连市中心医院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警务室。然而，72.8%的医务人员认为未得到公安部门有效保护。医院警务室里的一两名民警，也很难处理大规模聚众事件。而且民警除了进行一般调解，也很难具备鉴别医疗纠纷的专业技能。[我要关注更多医院资讯]
在卫生部做出二级以上医院设警务室的决定后，北京宣布为加强对医院内不法行为的震慑力，市内50家医院将在每个楼层中配备至少一名保安值守，身穿防弹背心、手戴防刺手套巡逻，号称“无死角监控”。这确实会带来一定的震慑力。
然而，没有警务站的医院，医生安全如何保证？就算在有警务室的大医院，如果不法分子真要伤害某个医生，面对面看病时、医院门口等地方都能下手，只靠巡逻，最多只能起到迅速抓捕的作用。警务工作站能起到对恶性事件的震慑作用，形成常态机制来打击，但真正杜绝，唯有化解根本矛盾才能预防……[详细]
医院和医生的人身安全，医患关系的改善，并不在于是否增加警力，而是要消除产生暴力事件的“土壤”。然而，对于卫生部等有关部门来说，发生了问题，必须拿出一些行动来给公众看，于是，“医院警务室”应运而生，其实，这不过是旧调重弹而已。
“警察进医院”并非新鲜事物，据报道，大连市中心医院早在2004年就设立了警务室。2009年6月河南、浙江等地发生的5起围攻医院致医护人员伤亡事件，则迫使中央领导做出了打击医闹的批示严打。当时许多医院已经建立警务室，只是由于警力问题，不少被搁置，而且有些民警同情医闹造成不公……[详细]
本次严厉打击医闹出现的导火索，乃是著名的“医生下跪门”：2012年3月8日下午，横山县的百信医院接收5名食物中毒患者，其中闫某病重，当晚转入榆林一院继续救治，随后死亡。按照死者家属要求，百信医院签下停业整顿3个月，否则赔偿300万元的协议，追悼会上百信医院院长带40多名医生下跪吊唁。
这被视作一次医闹，却忽略了此事的更主要性质。百信医院医生之所以被迫下跪，原因之一是他们只是民营医院，之二则是因为闫家在当地颇有“权势”。真正需要有所行动的本该是提高民营医院的地位，以及打击滥用权力的黑幕。现在的建立警务室的安排，无法保证百信医院们未来免受下跪之耻……[详细]
医院警务室恐只是“形式主义” 
很多医院早就设有警务室
医生下跪是迫于钱权和民营医院低位
“医疗纠纷双轨制”是指“医疗鉴定双轨制”和“法律依据双轨制”，这被学界认作是医疗纠纷司法途径难行的症结所在。在2009年《侵权责任法》公布前，医疗纠纷的法律依据存在《民法通则》及其司法解释，以及2002年国务院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两者赔偿标准和认定有很大差异……
依照民法，处理医疗事故先进行司法鉴定，而根据条例，则由医学会做医疗事故鉴定。侵权责任法一度被认为可以破除双轨，然而因为医疗部门利益问题，双轨仍共存。双轨制未破，医疗纠纷从立案到判决需一年甚至几年，闹越大赔越多的医闹自然成为“最佳选择”，甚至有些医生也会建议患者医闹维权……[详细]
当出现医疗事故时，医疗鉴定多半由医学会组织完成，但该组织与医疗机构拥有相同的人员背景，兼职现象太过普遍，所以医疗鉴定摆正天平是关键。如果医疗事故的鉴定难具公信力，患者就可能会对理性维权缺乏信心。如果鉴定能由第三方监督者做出，更有机会得到患者方认可。
如在我国香港特区，有关公立医院的投诉，均由香港中央统筹委员会解决，委员会组成成员有医生、律师，但没有医管局的人参与。荷兰则有“患者与消费者联盟”为患者提供咨询及向政府部门投诉、建议。而在我国，由医院或者医学会进行调解或处理，患者常不信任判决的公信力……[详细]
部分医闹实是被迫为之
香港由独立的筹委会处理医疗纠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