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食品安全面临系统性危机 每个环节均有弊病

　　混乱的食品加工业

　　“工厂把发霉的火腿切碎填入香肠；工人们在肉腚上走来走去并随地吐痰；毒死的老鼠被掺进绞肉机；洗过手的水被配制成调料……”

　　这是美国作家厄普顿•辛克莱1906年创作的小说《屠场》的片段，描绘的是芝加哥某肉类食品加工厂。传说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边吃早点边读这本小说。读到这里时，罗斯福大叫一声，跳起来，把口中尚未嚼完的食物吐出来，又把盘中剩下的一截香肠用力掷出窗外。

　　当年6月，美国国会即通过了两部联邦法律：食品和药品法案以及肉类检查法案，并建立了调查小组，这个调查小组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雏形。

　　后来，在中国，有一位复旦大学的历史系学生创办了一个关于食品安全的网站，名字就叫“掷出窗外”。

　　可以说，某种程度上，现代食品工业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改变。化学添加剂成为食品的基本原料，它模拟了食品的味道、气味、色泽，防腐剂用于增加保存时限，而真正的食品原料可以添加甚至不添加。例如玉米馒头可以不用玉米，而只要柠檬黄染料，柠檬汽水只需要柠檬香精。

　　超标使用，甚至以有毒化学品替代，使食品添加剂迅速被污名化，三聚氰胺、孔雀绿、苏丹红等有毒物质被当成食品添加剂。

　　时至今日，发达国家已对食品添加剂严格监管，中国的食品加工业则远远滞后，北方霞光食品添加剂公司的副总经理彭冲回忆说：“中国大概1996年才开始，都是化工店和小门市形式的，这边卖化肥，那边就卖食品添加剂，都用麻袋装。这造成一种错觉，大家认为添加剂跟农药是一样性质的。”

　　在中国，目前有2200种食品添加剂，有检验标准的只占总数的近四成，有六成食品添加剂无法检测。已经有17种非法添加物被列入黑名单。在加工环节，又有可能完成另一道“投毒”程序。

　　商业博弈的失重

　　在工业化和市场化的推动下，本应是大生产、大流通，大农场式生产和经营流通的连锁化、规模化，但在中国，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成熟，目前形成的格局却是少数大型集团和大量中小加工作坊并存的状况，而他们共同对应的，是分散经营的小农经济。

　　从现实来看，生产初级农产品的，是2亿多户小农户，从事食品生产加工的企业则有40多万家，其中获得生产许可证的，大约只有12万家。

　　以乳业为例，从1998年到2010年，中国的乳制品产量从60万吨增加到2159.39万吨，增长了35倍；但奶牛存栏数仅从1998年的439.7万头增加到2010年的1260万头，只增长了近两倍，奶的需求量远赶不上。

　　虽然从理论上而言，大资本、大集团更有利于食品加工标准的统一，质量检测的控制，但从三鹿、蒙牛、双汇等大企业身上，这种信任几乎被摧毁。

　　商业的逐利无可厚非，但由于食品供应链条上不对等的利益博弈和政策引导，使得这种博弈严重失衡，不断地驱动造假售假以获暴利。

　　为了扩大市场规模，追求规模所带来的成本控制，大型企业集团的销售半径无限扩大，这导致管理制度无法跟上，一方面要树立质量高标准的企业形象，一方面又想压低收购价格，诱导了下游投其所好的弄虚作假。

　　大型食品企业把成本压力和风险转给农户和下游小企业，一旦出现质量问题，又把处罚的风险推向这些农户和中小供应商。

　　在食品安全被指称为暴利所趋之时，小农户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好处，为维护食品价格稳定，在政策上农产品价格长期被压低。对于农民而言，虽从农业税费的高压下摆脱出来，但又要面对政府和强势商业资本的利益压榨。这对于小农户规模化种植，生产方式的提升都形成了制约。

　　近年来政府为了鼓励农民生产使用了各种补贴措施，但这些补贴被地方政府和大型加工企业集团层层盘剥，所剩无几。利润微薄，利益驱动下的农民一样会选择“投毒”。

　　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农业规模化和技术更新推广的缓慢，工业污染和农村的破落，农协会等组织力量的被压制，反衬出工业化时代农村的凋蔽，也反映了产业结构上的问题。

　　监管失灵

　　如果说在食品供应的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利益的驱动，那么，作为公共食品安全守夜人的政府监管部门，理应约束和监督这种利益的“负溢出效应”，但实际上，现实中的监管者却常出现猫鼠同盟，同样存在利益驱动的监管模式，导致监管失灵。

　　在客观条件上，广褒的国土和市场经济的不成熟，小、散、乱是导致监管力有不逮的原因之一，但更为重要的是，监管趋利化对于整个社会的信任基础和诚信精神的破坏。

　　在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监管发展历史上，监管体制的改革大部分都是由大型的食品安全危机所推动的，严管和严惩机制，逐渐奠定了社会的诚信，但在中国，屡屡出现的公共危机则让这种诚信基础不断沦落。

　　时至今日，法律法规不可谓不全，据不完全统计，与食品监督相关的法律法规有100多个。但在具体执行上，监管手段却是落后的，在监管体制上，多部门、分段管理所带来的低效、扯皮、推诿现象一直未有根本性改变，每次严重的公共食品安全危机过后，人们对加强监管的呼吁往往最终转化成了部门利益扩张的过程。

　　监管行为往往是事后运动式的执法，而缺乏预防的举措。三鹿事件被一再隐瞒，蒙牛屡受地方政府保护，事情往往是，问题已成行业潜规则，监管者却毫无觉察，或掩耳盗铃。在利益驱动下，或权贵结合共同牟利，或热衷于末端拦截，而非源头控制，因为源头控制成本巨大，还无利可图。食品特供体系的存在，似乎使得官员们成为社会危机中的“孤岛”。

　　逐利化的监管体系还将监管行为变为利益盘剥，预防行为被异化成层层设卡，寻求权力出租，结果不是更有公平和效率，而是导致庞大官僚系统的低效和腐败。

　　在对第三方监督力量，如公民、社会组织、媒体力量的成长上，政府部门也没有进行培育壮大，相反却时有压制。监管失灵问责制度的缺失或弱问责导致虽然公共事件频出，但监管体制进步极其缓慢。一个缺失约束和监督的政府，又如何去期待它能够很好地约束和监督他人呢？

　　当食品供应链的每个环节都弊病丛生时，安全的食物对于中国人来说，渐成一种奢望，而扭转这种系统性的危机，需要的是整个社会的系统应对，而非简单的对政府监管抑或资本逐利的道德批判。

（责任编辑：廖颖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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