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王静成：突发公卫事件发生时，应重点对医护人员进行心理危机干预

　　疫情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扛不过去呢？

　　是的，就是有人能够将别人从生死线拉回来，自己却很难面对未来的人生。疫情期间，医护人员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在抗疫战争趋缓之后，他们的心理亦需要疏导。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扬州市政协副主席、苏北人民医院医疗集团理事长王静成表示，在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要及时识别高危人群，避免极端事件、群体心理危机事件的发生，根据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程度，并将一线医护人员、重症患者等高危人群，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对象。

　　疫情诱发民众和医护人员心理问题，要予以重视

　　最近，从湖北抗疫返回家乡北京的护士小张总感到焦虑。每年春夏之际，她的花粉过敏症状都会发作，咳嗽喷嚏不断。不过，由于曾在武汉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战场”拼杀，几乎每次咳嗽，都会让她与“新冠肺炎”四个字联系起来。尽管早已做过核酸检测，并且结果呈现阴性，但小张的过敏症状仍然让她感到备受煎熬。

　　与小张类似的医护人员不在少数。曾带队参与武汉一线救治的一名院长曾告诉健康界，初到武汉之时，一部分医护人员出现过明显的心理危机表现。“感到憋气是很多身着防护服的医护人员都会有的感受，但是一部分就会因此联想到是不是自己因为已经感染才感到憋气，从而越来越担心，个别人会因此造成严重失眠。”这名院长说。

　　不止医护人员，不少普通百姓也因疫情引发或轻或重的心理问题。王静成发现，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受制于新冠肺炎传染性、隐匿性强等因素，一部分人出现心理问题，特别是发热门诊患者和住院隔离患者会感到焦虑、恐惧、孤独等，甚至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一线医务工作者由于压力过大、疲劳紧张，甚至会出现精神崩溃的现象。

　　王静成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说，一方面，我国当前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研究还不够深入，心理救援的能力与实际需要之间还存有相当大的差距。另一方面，我国尚未针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救援建立专门的应急预案，缺少统一协调和指挥。同时，心理学科建设与其他学科相比较为滞后，心理救援与危机干预缺乏统一的准入标准，干预效果参差不齐。

　　一线医护人员要成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对象

　　疫情终究会过去，人们需要做好心理建设，尽快从疫情的焦虑中走出来。王静成在“关于进一步加强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心理救援的建议”中提到，提高对心理救援重要性的认识已非常迫切，因此必须将心理危机干预纳入突发公共事件应对的整体部署，以减轻灾难带来的心理伤害、促进社会稳定。同时要建立科学、长效的心理救援机制，加快制定突发公共事件心理救援和危机干预的应急预案，从组织、人员和措施上提供保证，降低灾后精神疾病患病率。

　　王静成着重强调，我国需要打造高素质的心理救援队伍，首先要加强心理相关学科建设，各级医疗机构加大对心理科、精神科的扶持力度，配齐配强人才、设备，并依托三级公立医院，组建国家级、省级、市级心理救援专家组与医疗队，人员以心理科、精神科医生为主，可有临床心理工作人员和精神科护士参加。接受过心理热线培训的心理健康工作者和有突发公共事件心理危机干预经验的志愿者，也可以参与组建心理援助热线队伍和基层工作。

　　“我们要根据受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影响程度，将一线医护人员、重症患者等高危人群，作为心理危机干预的重点。对于患者家属、普通民众，根据患者需求，开展心理疏导和心理健康宣教等服务。”王静成说。

　　往年多个议案得到落实

　　除上述关于心理干预的议案之外，王静成今年还带来关于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改的议案。王静成提出，要将新冠肺炎正式纳入传染病管理目录分类管理，并明确提升传染病应对等级时的上报时限，以及区别管理甲、乙、丙类传染病的预警制度。进一步明确《传染病防治法》与其他相关法律的衔接，明确各级政府重大传染病疫情时的管理权限。

　　针对在本次疫情露出基层医院对传染病早期鉴别诊断能力不足、水平不高，传染病专科难以满足患者集中收治需求、危急重症救治能力薄弱等问题，王静成建议，要重视基层医疗机构在传染病防治中的作用，建设定位明确、平战结合的应急分级医疗救治体系。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履职多年，王静成在卫生立法、医护待遇等方面持续发声。他告诉健康界，往年他提出的议案均得到了重视，包括提议“设立中国医师节”、“在论文和英语方面为基层医护人员减负”等议案均已得到落实。王静成谈到，全国人大代表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未来自己还将不断为医护发声，为我国医疗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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