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过失杀人医生”的平反之路

　　“伸张正义”的母亲，和“侥幸逃脱”的我

　　女病人才26岁，可想而知她的父母有多伤心。他们认为我严重失职，当时的我非常害怕他们会追究我的责任，让我受到惩罚。我无比内疚、恐惧——当时我正在精神科实习，我的医生生涯就要因此结束了吗？

　　幸运的是，带教医生挺身而出，面对家属的投诉他为我辩护，始终支持我。更幸运的是，死者家属的态度。

　　带教老师安排我与家属见面，多年后我才意识到他们当时克制了多大的愤怒。而我则语无伦次，只是一直哭着说，对不起他们。

　　病人的母亲后来写了一封信，让带教老师转交给我，我好几个月都鼓不起勇气去读。最后我终于打开它，边看边哭。这个母亲回忆了女儿的童年，描述了噩耗降临后她的绝望，还有深深的不解——为什么全家几代人都无比信任的NHS会害死她的女儿，让他们如此失望。

　　信中几乎没提到我，更没有指责。字里行间更多的是，她为女儿伸张正义的决心。

　　我常常想起那个妈妈的表情。她很少说话，甚至眼泪都没流一滴。当她的丈夫还在激愤地指责我们失职的时候，她已经镇定下来，向GMC（英国医务委员会，类似于我国的医师协会）和司法系统发起责难。

　　这位母亲口中的“正义”究竟是什么？仅仅是为她女儿的枉死，讨个说法？还是看到了整个国家医疗体系的缺陷，想用一己之力去修补？

　　这对父母最后得到他们想要的“正义”了吗？并没有。医疗鉴定的结果是“自杀”，否定我们存在失职行为，仅仅给了一句“临床评估存在偏差”。

　　我是这个判决下的“受益者”，却深感不安，因为它对患者和家属并不公平。带教老师提醒我，家属没追究我是我的幸运，我也就听之任之了。如果没有后来的Bawa-Garba医生案件，这次事故也许就在我心中尘封了。

　　一人的正义vs.整体的正义

　　两件医疗过失案例多么相似！都是经验不足的实习医生、医院的人手不足、连续的加班，不同的是两个家庭事后的态度。Adcock的父母选择了“一人的正义”，而后面的父母选择了“整体的正义”。

　　还有多少医生和患者家属，会面临相似的处境？至少在我国，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

　　是否有一种正义，对医生、患者、家属都公平？一个患者的死亡，责任能否归结到一个医生的身上？答案并不简单，Bawa-Garba医生的案例，便是探索这个答案的过程中，一次勇敢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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