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八成案件医方承担责任，广州发布医疗纠纷白皮书

　　2015-2017年期间，在广州中院以判决形式结案的229件二审案件中，医方承担责任的案件有178件，占比77.73%，其中有6件由医疗机构承担全部责任。而2012-2014年以判决形式结案的175件二审案件中，判决医方承责的案件有114件，占比65.1%。

　　上述数据出自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发布的《广州法院医疗纠纷诉讼情况白皮书（2015-2017）》（下文简称白皮书），该白皮书反映了广州2015年以来医疗纠纷诉讼出现的新问题、新动向。

　　医方承责比上升

　　相比2012—2014年，广州市2015—2017年的医疗纠纷案件医方承责比从65.1%上升到了77.73%。

　　对此变化，白皮书认为原因在于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订后，涉及医学专门性问题的查明从过去“由医学会组织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为主”的鉴定模式逐渐转变到“由法医学鉴定机构组织医疗损害鉴定为原则”的鉴定模式上来。在法医学鉴定模式下，医疗过失认定率上升，在判决结果上体现为近三年医疗机构承责比例较前上升。

　　白皮书显示，涉案医疗机构包含从三甲医院到个体诊所等各级医疗机构。案涉纠纷主要涉及妇产科、外科（骨科）、肿瘤科、肛肠科、内科、医疗美容、儿科、泌尿、肝肾等常见科室。其中医疗美容纠纷和男科手术纠纷呈显著上升趋势。

　　从涉及的医疗过失类型看，存在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违反诊疗技术规范的过失、违反伦理规范的过失、违反管理规范的过失等多种情形。

　　法院判决认定医方存在过失的情况主要体现为未履行告知说明义务、诊疗行为不符合当时的医疗水平以及病历资料书写、管理不规范、未提示尸检等方面。

　　绝大多数案件都是患者作为原告起诉医疗机构，诉因涉及诊疗行为妥当性、误诊误治、延误治疗、过度医疗、告知说明义务以及医疗产品责任等。只有极少数案件是由医疗机构作为原告提起诉讼，通常是因患者拒绝办理出院以及不支付医疗费而起诉。

　　在此次广州中院发布的“医疗纠纷十大典型案例”中，其中一例就是患者符合出院条件而拒不出院，被医院起诉。一审判决认为患儿父母拒不办理出院手续接回患儿，不履行其应尽的监护责任，影响患儿正常成长及医疗秩序。据此判决患儿父母办理出院手续并将患儿接回。判后，胡某等不服提出上诉，法院维持原判。

　　患方不当维权、过度维权凸显

　　白皮书中认为：由于患方维权能力欠缺，导致不当维权和过度维权情形凸显。

　　患方不当维权主要体现为未能妥善保管应由己方保管的病历资料、不履行举证义务、复制封存病历资料不及时以及拒绝尸检；过度维权主要体现为无正当理由否认病历资料真实性、对鉴定机构进行不当干扰等形式拒绝配合鉴定。

　　白皮书中还提到患方采取不正当方式干扰鉴定的行为：在极少数案件中存在患方以闹访、缠访甚至威胁、骚扰等不正当手段对鉴定机构、鉴定专家施加压力，对鉴定机构提出不合理要求的情况。白皮书认为，上述行为已构成举证妨碍，依法应承担不利后果，同时属于妨碍民事诉讼的违法行为，人民法院可根据具体情形处以训诫、罚款或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医疗纠纷调处难度逐年增加

　　白皮书显示：一直以来，医疗纠纷一、二审案件调撤率均明显低于其他民事案件。2015年-2017年，医疗纠纷一审调撤率为38.43%、28.09%、22.83%；二审案件调撤率为7.69%、6.58%、3.25%。

　　白皮书认为：三年间，医疗纠纷案件一、二审调撤率连续走低，反映医疗纠纷案件较其他民事案件调处专业性强，调处难度大，说明进入诉讼程序的医患双方矛盾更为尖锐。

　　但白皮书中也指出，相比2012—2014年，广州基层法院受理一审医疗纠纷案件近三年来呈现稳中有降趋势，而二审收案数保持基本平稳，这反映了诉前联调机制、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等第三方调解机制日益完善，效应显现，也反映了广州地区整体医疗环境有所改善，医患关系向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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