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20位医院官员被查：受贿利益链贯穿全院

　　三大黑色利益集中地

　　目前，这20名医院领导干部受贿案的详情没有披露，但从检察机关发布的信息中，人们能看到这些案件的内在联系和共同之处。

　　据深圳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有关负责人称，今年4月，他们接到群众举报，深圳一家医疗公司长期以非法手段向各医院销售医疗用品，福田区人民检察院查办深圳市妇幼保健院设备采购中的商业贿赂犯罪，4人涉嫌受贿。深挖此案，多家医院的主要负责人或科室负责人的受贿事实被抖搂出来。

　　“这些商业贿赂主要集中在医疗设备、耗材和药品采购环节。”办案检察官告诉记者，医疗设备采购与普通设备采购有很大区别，由于医院和使用科室对医疗设备的配置和参数有决定权，因此，设备厂商和代理商愿意花重金对相关负责人行贿。比如，某医院口腔科主任，利用手中职权修改一些设备参数，帮助某供应商顺利中标，从中收取了数十万元的好处费。

　　医疗耗材采购过程中拿回扣的现象也相当普遍。医疗耗材一般是指一次性消耗品，如注射器、X光片等。代理商往往用高额回扣来利诱医生提高耗材使用量，甚至有代理商亏本卖设备给医院，目的就是通过耗材赚取利润。此次涉案的某医院设备科科长，就是以低于市场的价格购进某公司设备，同时也使与该设备相匹配的耗材顺利进入医院。“公司卖设备亏掉的钱，就这样从耗材上赚回来了。”办案检察官说。

　　药品采购更不用说，历来是腐败多发区。一位检察官称：“药品采购过程中的贿赂行为最普遍，基本上被调查的每个医院都有涉及。”检察机关调查了某抗生素药代理商，发现他在让药品进入某家医院时，向院长、主任和医生行贿，已经形成了一条贯穿全院的利益链。

　　回扣不拿行不行

　　一直以来，医疗系统是职务犯罪高发区，此次揭露的深圳市医疗系统腐败只是冰山一角。两年前，珠海9家公立医院的药剂科主任全部“中招”，人们惊心未定。今年6月，从北京到广州、深圳、浙江温州、安徽滁州等，各地相继爆出医护人员受贿窝案。

　　相对其他领域，医疗系统贪腐影响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因为医疗腐败的成本往往直接或间接地由患者买单，更为民众痛恨。

　　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行政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著名律师王才亮，长期从事医疗腐败案件调查研究和诉讼代理。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他说：“医疗卫生系统最为典型的职务犯罪是贿赂，回扣和红包是主要形式。近一二十年来，凡是被查处的医疗系统腐败案件，涉案分子基本上都栽在医疗设备、药品和耗材等招标采购和使用上。”

　　王才亮给记者讲述了一段亲身经历的故事。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作为政府法律顾问参加了江西省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是否贪污受贿研讨会。景德镇市第一人民医院经过院领导班子讨论，禁止医护人员个人收受药品设备回扣，而是把回扣用来建设住院大楼，买先进医疗设备。这些大楼和设备，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这位涉案院长是部队转业干部，原则性很强，做事非常认真。王才亮至今还记得他说的一段话：“真的没办法，有些回扣你不拿还不行；拿了吧就是犯罪，我们只好用它来建设医院。”最后，该院长没有被起诉。

　　王才亮介绍说，医院的中高层管理人员，手中握有一定的权力，往往对某种药品的使用与否发挥决定作用。十几年下来，药商或设备商对这些人的贿赂已经形成了严密的“制度”。据北京一家三甲医院的工作人员介绍，开药大夫只要用了某种药，回扣部分就直接由医院账房进入该大夫个人账户。

　　在由厂家最终到达患者手里的流通过程中，药品身价不断翻番，最终由蚂蚁变成大象，直接导致了看病贵看病难，也滋生了大量腐败。

　　为了降低药品虚高价格，也为了最大可能地避免药品领域腐败环节，2001年，国家建立和推行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制度。然而，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在接受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采访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药品实行集中招标采购，绝对是个错误的制度！”

　　朱恒鹏说：“假设一个省有500家医院，药厂要想让某种药进入该省所有的医院，就要把这500个院长全部收买。但是这个省设立‘药品招标办’，招标办有7个官员来决定省内500家医院买什么药、什么价格。想象一下，药厂是把500个院长拉下水容易，还是把这7个官员拉下水容易？所以，集中招标采购初衷是为了遏制药价虚高，结果却是把医院买药、定药价的权力给了少数官员，他们与不法分子在中标价的制定、药品的批发和销售等多个环节相互勾结，形成了隐秘的利益链条，成为推高药价的幕后黑手。所以，药品集中招标采购不仅没有遏制腐败，反而刺激了腐败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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