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阜阳手足口病考验农村公共卫生

　　农村医疗,三道防线失守

　　何康(化名)，一个在阜阳市开出租车谋生的阜南农村青年，给记者讲述了自己家的故事。20多天前的一个早晨，何康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夜里侄儿手上起泡，凌晨两点送到阜南县医院，医生不知道啥病，叫他们回家观察一天。

　　“当时很气愤，医院怎么可以这样不负责任，我弟弟、弟妹都在外面打工，我爸我妈帮他们带小孩，他们都是50多岁的老农民知道什么?”何康挂上电话，立即开车回去把侄儿接到阜阳市二院治疗。由于救治及时，侄儿5月9日已顺利出院。

　　这并非个案。5月4日，阜阳市手足口病防治指挥部就通报处理了3名责任人，颍泉区邵营卫生院在一个手足口病患儿症状加重时才给予转诊，两名医生被记大过处分，医院副院长被撤职处分。

　　事实上，这一次“EV71病毒感染事件”并非阜阳独有，信息公开后，全国25个省市自治区包括港澳台地区都出现手足口病疫情，甚至海外的新加坡也忝列其中。不过，发病例最多，死亡病例最多的却是阜阳。

　　主要原因在于，阜阳众多农村患儿，历经乡村医生、乡镇卫生院乃至县医院误诊——先后得到感冒、皮肤过敏或者药物过敏等各类诊断，当最终到达阜阳市第一人民医院或第二人民医院(当地的传染病医院)时，病情往往已发展至最后阶段。

　　在颍泉区周棚办事处庙西村，记者见到了50多岁的张明强(化名)，他还处在失去孙儿的悲痛中，“一个多月来精神萎靡，什么事都无心干”。老人回忆说，3月28日孙儿张海浪有点发烧，便请“大队医生”看，医生说是感冒，打了吊针，并灌肠治疗。4月2日下午4点多钟，1岁多的张海浪病情突然加重，嘴巴开始泛青，眼睛有点泛黄，不停地出汗，张明强这才赶紧跟儿媳一起将孙儿送往颖泉区医院治疗。4日晚9点，张海浪无治身亡，“医生说死于肺炎”。

　　“任何人都没想到是这种病，我没有见过也没有听说过这种病，不知道怎么治疗。”39岁的乡村医生苗志刚对记者说。另一名乡村医生王治刚亦说：“开始是没注意，没重视，以为是平常的春季传染病。”意识到问题严重性后，阜阳市规定，发烧37度以上的婴儿，乡村医生一个都不能收，一律送往镇医院，由镇医院初诊和转诊。

　　官方数字显示，目前阜阳全市约有1.8万名乡村医生，每千名农业人口拥有乡村医生2.08人，覆盖率不算低。但据阜阳市一名乡镇卫生院医生介绍，很多乡村医生根本不具备医生资格，大多为“白天下地干活，晚上看病打针”的赤脚医生，但“找不到人代替，只能凑合着”。《阜阳日报》便报道，去年临泉县“组织乡村医生从业资格补考报名139人”。而这些乡村医生，“好多传染病都没听说过，SARS那时搞了一些培训，后来就不了了之了。”

　　对于阜阳市农村卫生工作现状，卫生局局长曹化之曾如此描述：农村卫生工作中存在着基础设施差、技术人员匮乏，传染病、地方病严重危害农民健康，农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现象日益突出等问题。面对这个现状，去年9月，在阜阳市农村卫生工作会议上，市长孙云飞强调：乡村医生要全部达到中专学历，90%以上要接受定期在岗培训。

　　5月2日至3日，阜南县举行了全县手足口病(EV71感染)防治知识乡村医生全员培训班，分批对全县29个乡镇及工业园区的2200多名乡村医生进行集中培训。当地媒体报道称，“如此大规模培训乡村医生，在全市各县(市)区尚属首次”。

　　4年前，在查找“劣质奶粉事件”原因时，人们发现，贫困的阜阳农村的低消费能力，使得价格低廉的劣质奶粉拥有了市场基础。4年后的今天，“低消费能力”再次起作用，比起大医院的昂贵药价，农民更喜欢乡村医生，既便利又便宜。糟糕的是，作为中国农村县、乡、村三级医疗网的第一道防线，这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乡村医生并未起到预警作用。

　　更令人吃惊的是，阜南县是这次疫情的重灾区，但连阜南县医院亦未起到预警作用，三道防线通通失灵，把不堪一击的阜阳市农村医疗体系暴露无遗。

　　于是，为抗击手足口病疫情，阜阳市不得不采取政治动员，实行分级责任制和乡村干部、乡村医生包保责任制，所有乡镇干部、村干部不得离岗。乡村医生每天两次去查问辖区所有5岁以下儿童体温，“村长每天来两次询问结果”。

　　官风与民风的互动

　　政治动员是一时的，手足口病疫情亦终究会过去，而这场灾难无疑已使这座城市的形象再遭重创，宋卫平们“需要时间来整顿和改变”。手足口病疫情，虽说直接原因是“卫生意识不强，自身卫生做得不好，乱扔垃圾等”，但已经有人把深层原因指向环境污染问题。

　　记者随机寻访了阜阳市城区周边的10余个村庄，所到之处，沟、河、塘的的污染，以及路边随地倾倒的垃圾给记者留下了深刻印象。特别是从阜阳到苏屯乡，途经105国道，经宁老庄镇走乡镇柏油路往苏屯乡，与柏油路并肩同行的是一条排涝沟，沟水严重污染，水面上浮着一层绿藻。令人惊奇的是，人们正在水沟上面盖楼房，准备做水上人家。

　　“房子盖好以后，这些人吃喝拉撒都排到沟里。夏天发水期，小孩喜欢在这条沟里洗澡，太可怕了。”记者停车向农民打听这是谁盖的房子，“这是新农村建设，乡镇政府批给私人盖的”。车到苏屯，沟河上盖“水上人家”更是既成事实，沟渠两旁，立起两排新修的楼房，有些则还在建造。而这些排涝沟的污水将流入泉河，并经泉河流向阜阳市区。

　　据报道，3月21日，宋卫平带领阜阳市几大班子及市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来到九里沟垃圾处理场做“环保调研”。展现在这位新官面前的是这样一幅景象：占地100多亩的处理场内，各种塑料袋、果皮等生活垃圾堆积如山，气味难闻，几分钟时间内，等候倾倒垃圾的环卫车已排成长队，阜城每天400至700吨生活垃圾多被运至此地倾倒处理。宋卫平指示，阜阳应借鉴外地垃圾焚烧发电等处理生活垃圾的成功经验，尽快解决阜城生活垃圾的环境污染问题。

　　显然，宋卫平早就注意到环境问题。手足口病疫情暴发后，宋卫平又在阜阳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卫生运动。去颍泉区周棚办事处庙西村采访，从省道拐进乡村公路后，一路上，见到不少横幅，上书“搞好家庭环境卫生，保持室内外环境卫生”等口号，一直挂进庙西村距离村民张明强(化名)家不远为止。

　　张明强告知记者，阜阳市领导、颍泉区领导都来过，送了2000元慰问金。然而，虽然这场爱国卫生运动在阜阳城区、各县城以及乡镇政府所在地都已响应起来，但记者走访中却发现，唯独农民还没被动员起来，沟塘里依然垃圾漂浮。耐人寻味的是，一些乡镇公路边的垃圾堆，被人用黑色塑料薄膜遮起来。

　　随意采访一些农民，都知道要“注意个人卫生”了，但对村里的公共卫生却无人闻问。对淮河沿岸村民的心理，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李良玉有一个精辟概括：“恶劣的环境激发出他们的生存欲望，包括对自然的抗争，对社会的抗争和对暴政的抗争。”一个事实是，王怀忠时代，阜阳地区政治风气败坏，无视民利，为民请命的干部多被压制，埋下干群不和谐的种子。影响至今，村民对政府行为有逆反心理。

　　当时阜阳曾经流传过四句话，“风气坏了，经济垮了，思想乱了，人心散了”。2001年，阜阳市搞民意调查，群众对干部队伍的满意度不足30%;去年，再做调查，这个数字升到了72%。阜阳前任市委书记胡连松曾对记者说，如何转变干部作风是他花精力最多的一个问题，“一年不开除几个人，对下面就没有震动，那是不行的”。

　　在清除“王怀忠遗产”时，胡连松曾大力整顿治吏。经过7年的努力，阜阳党风政风有了较大好转，但仍有一个问题留给新任市委书记宋卫平——当地人称之为“带病干部现象”。很多当年涉案干部，因情节轻微被留在干部队伍里了，但这些干部基本被冻结提拔，仕途被拦腰截断，“工作没有激情，没有朝气，平平淡淡”，成为无过便是功的太平官。

　　“80年代至90年代，阜阳假大空的东西多，官风也不是太好，投资环境差;2000年后，受几个腐败案件影响，阜阳处于观望期，步子很小，官风、民风都在经历一个痛苦的转变过程。”阜阳师范学院一名教授对记者说。

　　新书记的责任

　　“爱国卫生运动”在农村的遭遇，从一个侧面反映阜阳政治生态的复杂性和微妙所在。这次“EV71病毒感染事件”，舆论再次把焦点指向阜阳政治生态，认为缺乏敢为敢当的干部是阜阳疫情不能及早公开的根源，甚至问责阜阳分管副市长，要求其引咎辞职。

　　“对于人们关心的政治生态，我们在努力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让真正想干事、能干事、品行良好的人走上领导岗位，取信于一般干部，取信于普通群众。”面对问责声，宋卫平承诺。

　　阜阳师范学院的一名教授对记者说，阜阳必优先治吏，一支“有才能有朝气的干部队伍”才能“打破阜阳官员稳定保守的思想状态”，从而革新执政理念，走向一个环境友好、亲民富民的新阜阳。

　　宋卫平上任阜阳是一个颇有寄托的任命，此前他任安徽省交通厅厅长，再从其拥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学历的背景看，安徽省起用他，意在让其到阜阳后主抓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经济。不料，“EV71病毒感染事件”打乱了宋卫平的阵脚，并将吏治、农村公共卫生、环保等问题混结在一起摆在他面前。

　　从2005年起，阜阳经济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此后连续三年两位数增长)，出现房产热，城市各处大兴土木，同时开始治理沟河塘环境，建设沿河开放式公园，城市开始“变高、变大、变美”。但一年财政收入30亿上下(2007年为32.2亿)，却要为954万人提供公共服务，“财力有限”仍旧困扰新阜阳的执政者。

　　回看宋卫平就任以来的公开活动，几乎都是调研，而他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工业园区，到每一个区县，工业园区必是保留地点。5月5日，宋卫平前去阜南县检查手足口病防控工作，行程中又有考察阜南县工业园区的内容。

　　事实上，新阜阳的梦想是打造皖北商贸物流中心城市，但时间表并不明朗。可以预见的是，疫情之后，“坚持工业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仍会是阜阳未来的发展战略重心。

（责任编辑：张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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