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调查：逾九成加过班 近半压力大

　　“在这双重压力紧逼下，也知道过度加班不合理，严重透支健康甚至生命，但只能‘被自愿’地玩命干，不断挑战自己生理和心理极限。”这位白领话语中透露出无奈。

　　一方面是压力大，另一方面相关保障体系不健全，“职场人士即使反感‘被加班’，也很难轻言放弃。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已被这份工作绑架了。”山东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善峰说。

　　与此同时，一些原本重视休息权等员工权益的跨国企业，进入中国内地后却大力推行“加班文化”。一些企业通过“无形的手”让员工“自愿”加班，例如通过制定“严苛”的规定和保持高淘汰率，一方面给在职员工造成“干不好就走人”的信号，另一方面高频的离职和不断的“新鲜血液”输入，让“被自愿加班”成为常态。

　　“工作有时成了一种体能较量，体能好的，撑到最后;熬不了夜的，被淘汰。这种状态下，还奢谈什么体面地劳动、有尊严地生活?”在北京一家知名跨国电子企业工作的孙小姐说。

　　“过度加班”现象的出现，暴露出劳动执法监察的缺失。我国法律规定，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用人单位，劳动者每天的工作时间应不超过8小时，加班不超过3小时;每月的加班时间不超过36小时;每周至少保证劳动者有一个完整的休息日。用人单位违反规定，即属违法延长劳动者工作时间。

　　“用人单位的权力缺乏有效监管是职场‘过劳’主因之一。”李善峰说，一些用人单位片面追求业绩发展，把员工当成工具，对人力资源“破坏性使用”。为打造所谓“良好的投资环境”，一些地方劳动执法机构对违反劳动法的企业听之任之。员工的休息权、健康权、生命权由此“让位”给了“经济发展”。

　　纠偏“过劳”现象重在完善法规

　　国民身体素质是世界公认的社会进步指标，“过劳”现象不容忽视。有关专家表示，政府部门应从制度设置、法律措施、社会保障等方面采取措施，对“过劳”现象进行纠偏。

　　华东师范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教授王大犇认为，劳动监察部门对违反《劳动法》的行为必须加以干预，不能因企业能带来经济效益而对其侵权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另一方面，应避免劳动法规严重滞后于现实需求。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董保华说，1994年，日本开始对“过劳死”进行法律干预，死者家属首次通过司法途径向用人单位索赔。2001年底，日本又对“过劳死”相关法规提出修改建议。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考察在最后的2个至6个月里雇员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

　　相比之下，我国虽已建立一定的劳动保障制度，但没有充分考虑目前发展阶段下大量脑力劳动者的巨大压力，工伤条例没有针对“过劳死”的规定，只明确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地点，因为突发疾病死亡的，在48小时之内抢救无效死亡的职工可以视同工伤。而对于限制超时加班问题，缺乏可操作性的具体条文和制衡机制，既缺乏必要的法律武器，也缺乏有效的维权机制。

　　“过劳”，并非我国现代化进程无法绕过的门槛。有关专家认为，我国法律在保护劳工的休息权、报酬权和劳动条件等方面，急需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增加衡量劳动强度等更明晰的指标，明确“过劳死”的责任承担形式。

（责任编辑：陈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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