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3亿中国人的精神危机

　　被歧视导致被掩藏

　　为何接受治疗患者的比例如此之低？费立鹏表示有多方面的原因：“因为精神病患者未意识到自身有可治疗的精神障碍；由于社会歧视，患者不敢求医，不愿让人知道，甚至不愿去工作单位报销相关费用；也有病患因为自身的误解或偏见，不相信精神卫生治疗的有效性，认为应该由自己处理；在农村地区很少或没有精神卫生治疗服务，病患有就医的意愿却无法得到这些服务；精神治疗服务比较昂贵，有些类型的精神疾病需要长期的住院或药物治疗。”

　　黄悦勤也表示：“很多精神病患者有病耻感。社会有偏见，患者本身有耻辱感。这种耻辱感究其根源也是社会偏见。精神健康教育需要加强，以消除对精神病患者和精神科医生的偏见。媒体也需要学习，才能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精神障碍的治疗。例如，电痉挛治疗重度抑郁效果非常好，但媒体很多时候却将其理解、表述为对患者的惩罚。”

　　对于中国的精神卫生问题有哪些特殊因素这一问题，费立鹏回答说：“首先是服务的途径少，精神卫生服务主要集中在大城市中的精神专科医院，不能满足现实需要；再者就是歧视，最近20年有好转，但依然严重，例如有精神问题的孩子，家庭要保密，直到保不住。不久之前，北京还禁止精神病患者乘坐地铁，这样的事情很多。我们的自杀案例中有90%的人没有接受过任何精神卫生服务。”

　　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的发展趋势与文化相关，但费立鹏并不认为中国文化有特殊的因素，会导致某一种精神障碍更突出。他说：“治疗的过程，提供服务的方式与文化、医疗系统、家庭化的社会有比较大的关系。直接和患病率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不是那么突出。以自杀为例，最近20年的自杀率明显下降了。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社会的变革，认为其与精神问题有直接的关系。”

　　黄悦勤表示：“不同类型的精神障碍在不同性别中的分布不同，焦虑障碍患者，女性较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男性较多；在疾病构成中，焦虑症比重较大，焦虑症患者中女性较多，因此精神障碍患者中女性偏多。在老年人的精神障碍患病率方面，老年痴呆患者中就是男性居多。”费立鹏的调查结果则提示关注男性的酒精问题，“性别差异最大的类型是酒精问题，患者主要是男性。”他说。

　　酒精滥用和依赖的问题值得关注。在西方大量饮酒的人群主要是年轻人，而费立鹏在调查中发现，在中国，却主要是45岁到60岁这一范围的中年人。根据其他国家以往的情况推测，饮酒和吸烟的问题会越来越年轻化和女性化。“这一趋势令人担心。”费立鹏说。酒精的问题不仅关乎个人，对社会的影响也很大。“参考俄罗斯和其他国家酒精滥用的情形，可以预见，国内的酒精问题在未来会对医疗系统造成很大的压力，占用非常多的资源。”

　　中国政府已经向联合国承诺要保护弱势群体的工作权利，给予其相应的工作机会。“有些精神病患者还能工作，可是单位不愿意接受；有过精神障碍病史的学生，就不能进入大学学习；这样的条例现在稍微有些改变，可很多现在的规章制度确实对精神病患者不利，也不公平，特别是学习和工作的权利。如果有工作能力的精神病患者没有机会发挥其自身的能力，他们的能力就会逐渐衰退，进而给个人和家庭造成更大的负担。”费立鹏说。

　　诊疗问题：立法和社会合作

　　中国已有北京、上海等七处地方颁行了精神卫生条例，但《精神卫生法》何时颁布则尚未可知。

　　由于计划生育等原因，中国人口的老龄化较其他国家更快。在费立鹏的调查中，老年痴呆等精神障碍与人口老龄化同步，也呈上升的趋势。农村老年人口的精神卫生问题尤其严重，至今还未采取有效的措施；国内在儿童精神卫生方面也很落后，儿童抑郁和儿童躁狂很常见；所以，“有了法律，还要看落实不落实。”费立鹏表示。

　　在西方发达国家，80%的精神卫生服务由综合科医生提供。在一些发展中国家，例如印度，也是如此。国内在这方面还有比较大的欠缺，很少有综合科医生提供精神卫生服务。“部分是由于在医学院学习的相关内容太少，另一部分是因为综合科医生本身就对精神病患有歧视，不愿为其诊疗。”费立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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