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精神卫生之忧：约3000万青少年受困扰

　　“连梦想都不平衡了”

　　“父母们怎么就盲目到了无知的程度，居然个个深信并接受如此违背天理常情的教育方式呢？”池莉在书中发问。

　　郑毅给出答案：社会风气的鼓动。

　　作家余华在小说《兄弟》的后记中写道：“一个西方人活400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40年就经历了。”

　　这句话被认为准确道出了普通中国人的切身感受而流传甚广。余华本人也因为《兄弟》而应邀出席2007年中德心理治疗大会，就中国人的心理变化发表演讲：“我们生活在现实和历史双重的巨大差距里”，“历史的差距让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欧洲四百年的动荡万变，而现实的差距又将同时代的中国人分裂到不同的时代里去了。”

　　他举例说，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电视台在六一儿童节期间，采访中国各地的孩子，问他们六一最想得到什么礼物，一个北京的小男孩狮子大开口要一架真正的波音飞机，一个西北的小女孩却是羞怯地说她想要一双白球鞋。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不平衡的生活。区域之间的不平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个人生活的不平衡，等等，然后就是心理的不平衡，最后连梦想都不平衡了。”余华说。

　　跨越发展、一夜成名暴富等所谓“成功”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对名利的追逐搞得成年人都心态失衡，更何况缺乏判断力、鉴别力的新生代。

　　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周孝正发表评论：“成功这个概念是非常恶劣的。”在他看来，年轻人认为的成功，“无非就是坐着奔驰宝马、包着二奶、住着豪宅。”

　　在通往“成功”彼岸的独木桥上，只有非常少的“骄子”能够争取到最后所谓的成功，而大多数孩子则不断体验着压抑和失败。

　　“压抑、失败这样的负面情绪，对孩子的影响非常大。”郑毅说。

　　有的孩子躲进虚幻的网络世界，在网络游戏、网络交友等的麻醉下不能自拔，致使学业荒废、亲情隔膜，甚至违法犯罪。2006年新华社的一项调查披露，全国染上网瘾的青少年已经超过1000万人，还有近1000万名青少年正在出现网瘾症状。

　　也有孩子选择自杀。2005年，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服毒，在留给父母100多字的遗书中，秀秀两次提到“我是个差生”，还说“您们养了我13年，花了好多好多的钱！我死了还可以帮您们节约10万元”。

　　还是一笔糊涂账

　　“巨大的疾病压力催促我们反思现行的一些政策和管理。”郑毅说。

　　在他看来，虽然大家公认“再苦不能苦孩子”，但事实上，“原本就投入不大的精神疾病经费中，99%投向了成人。”

　　甚至，中国至今没有摸清儿童精神疾病的家底，究竟有多少患儿，到底有哪些病种，致病因素又是什么等，都还是一笔糊涂账。

　　郑毅说：“我在参加国际会议时，只能提供一些区域性的调查数据，拿不出全国性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我自己觉得很不应该，但国际同行却并不奇怪，因为在他们的想象里，中国仍旧是从前那个贫困落后的国家。”

　　儿童精神科的专业、科普书籍也十分缺乏。“目前使用的主要是陶国泰、李雪荣等编写的教科书，其中由被誉为‘中国儿童精神医学之父’的陶国泰主编的《儿童和少年精神医学》，出版于1999年，是我国在该领域的第一本专著，我们已经组织力量对其进行修订，第二版刚刚修订出版。”郑毅说。

　　刘靖呼吁加强儿童精神疾病的科普宣传，“目前一个很大的障碍是知晓率太低，根据公共卫生‘知——信——行’的链条，提高人群的认知率，让人们相信科学的宣传，并采取各种行动至关重要。”

　　“对于一个儿童精神科医生，诊治一个孩子需要花二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的时间，半天看18个病人已经很多了。”刘靖说，“但这个速度跟躯体疾病患者的诊治速度相比，无疑非常缓慢。所以，这会直接影响医院的收益。因此，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下，很多地方难以开展儿童精神疾病的住院服务工作。有些医院的儿童病房开了又关、关了又开，几经周折。”

　　郑毅也坦率地说：“目前的经济政策妨碍了儿童精神科医疗的发展，比如挂号收费标准，与普通躯体疾病是一个价格，没有体现精神科医生的特色。”

　　“如果不果断采取有效措施，精神疾病给个人、家庭和社会造成的负担将难以估量。”郑毅说。

　　芬芬的妈妈不知道下一次还能不能幸运地挂上一个加号。这一次，她清晨6点就带着女儿来到北大六院，等轮上女儿接受刘靖治疗时，已是夜里8点多钟了。

　　(文中所涉精神类疾病患儿均为化名)

（责任编辑：吴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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