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成立心理咨询室 解开触法未成年心扉

　　看着这一幕，王卫红的眼睛有点潮湿，“孩子们有时只需要一点尊重和体谅，就能将心中的阴影驱散。”

　　有一次，张天要去见一个女同学，怕父母知道不让去，只说自己放学后要晚回家40分钟，父亲担心他又去找以前的不良朋友，坚决不同意。张天把电话打到王卫红的手机上，王卫红得知情况后说：“你要赢得父母的信任，就必须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今天，我可以给你担保，下次，就要靠你自己了。”王卫红告诉张天的父亲，希望给孩子一点私人空间，只要他做的是正常的事，父亲同意了张天的要求。果然，当时钟刚刚转到张天提出的40分钟后，张天如约回到了家里。信任重新开始在父母和张天之间建立。
　　转眼离中考只有20多天了，通过补习的张天没有信心参加考试，想放弃，急得父母不知怎么办。王卫红问张天：“如果参加中考，你估计自己能考多少分？”他说“考150分”，王卫红说：“好的，只要你有勇气考试，就战胜了自己，如果考了151分，你就胜利了。”在王卫红的鼓励下，张天心里没有负担地静下心来复习，勇敢地走进了考场。

　　当张天第一个把“370”分的好成绩告诉王卫红时，王卫红为张天的变化感到高兴，“从前那个焦躁不安的叛逆少年，如今变成了一个自信、向上的高中学生。现在他读高中，学习非常刻苦，每晚看书到深夜，强烈的求知欲发自内心。”
　　赵田因抢劫罪被公安机关抓捕后，他讲“义气”地将所有责任揽到自己身上，并称“只要我那些兄弟没事就行了”。赵田的父母平时对他过份溺爱，他要什么就给什么，现在出事了，父亲批评他，他不听，与父亲矛盾激化，赵田用单人床顶住门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两天不吃不喝。父亲的电话打到的王卫红处。

　　王卫红见到赵田后，听他讲了事情的缘由，他吹嘘说：“我七八百元一件的衣服可以随便脱下来送给同学穿”，“大家在一起没钱吃饭，我就把几百元的山地车卖了大家搓一顿”。王卫红看出了这个孩子问题的症结在哪里。王卫红问他“什么时候该讲义气，该对什么样的朋友讲义气”，他却说不清楚。王卫红给他分析：你现在结交的是些什么朋友，大家在一起都干些什么，如果是一起学习，就是好朋友；如果整天在一起只是吃喝玩乐，那是酒肉朋友；如果一起去干违法的事，那是坏朋友。如果是坏朋友，你还值得讲义气吗？讲义气是好事，关心同学是应该的，但一定要分清好坏，重新树立正确的交友观。听着王卫红的分析，赵田开始明白了许多道理，于是，王卫红又介绍他看中国四大名著以及励志的书，赵田渐渐走出了心里误区，在交友观念上已完全转变。

　　刘军也是因为抢劫罪被“司法分流”的。刘军对于父母的管教从不当回事，父母是工人，对他几乎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教育方法。项目办有关人员帮刘军联系到一个学校上学，他平时在家里自由惯了，受不了学校封闭式管理，悄悄从校园越墙而出，直奔网吧，在网吧一直玩到没钱了还意犹未尽，于是他求网吧老板让他在网吧工作。他每天不仅要通宵值班，顾客有什么要求，他都得小跑着过去，帮顾客买烟买泡面等等。刘军受不了这份艰辛的工作，又翻墙回到了学校。

　　父母担心他再次逃学，把他带到了王卫红面前。王卫红问他：“在学校有什么不好的，为什么要逃学？”他说：“受不了管束。”“人的一生都要受到各种各样的约束，在学校有学校的规距，在单位也有单位的要求。你跑到网吧去，不是也要受到管束吗？”“在网吧的管束让人感到不安全。”“对了，你现在这个年龄，正是读书的好阶段，不能为了寻求刺激做一些不安全的事，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才能对得起你自己，将来才不会后悔。”他明白了学会管理自己的道理。

　　如今，刘军已在学校正常地上学了，并加入了共青团，当上了学校的国旗手，还被选拔到北京参加“启明星第二届儿童顾问小组会议”，他告诉王卫红：“每天躺在学校宿舍的床上，满脑子只有一个词：踏实。”

　　一个“触法少年”，从经过司法分流到成功挽救走上正常轨迹，要经过几十次上百次的心理治疗，这就是“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从2006年4月成立心理咨询室开始，每周双休日两天接受在校学生的心理咨询，周一至周五则接待“触法少年”访谈。

　　现在，还有200多名大学生志愿者在“试点项目”办公室与“触法少年”沟通交流。

　　项目办有这样的记载：这几年来，已对上百个孩子做了心里咨询，2004年1月——2007年8月共458次，其中“司法分流”的24人181次，社区帮教对象39人210次，监所在押人员团体治疗42人34次，家长沟通家庭治疗27家95次，针对孩子的校访9次，通过电话帮助的无数次。

　　2007年11月5日，王卫红在项目办的支持下，完成了“沙盘游戏治疗技术远程网络视频课程”，以及在广州华南师范大学“东方心理分析研究中心举办的沙盘游戏治疗技术专业督导与体验”课程。期间，王卫红受邀在全国沙盘游戏治疗视频高级班上做了以盘龙区未成年人司法试点项目个案为基础的报告。通过交流学习，项目办的心理咨询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

　　目前，项目办的工作一方面进行挽救“触法少年”和矫正社区问题少年，另一方面从中学开始进行预防工作，从源头上抓起，预防问题的出现。2007年3月开始，项目办与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财经大学的大学生志愿者一起，开始在云南省综合技工学校、昆明市重工中学开展心理预防工作，现在已开展第二期项目。

　　盘龙试点项目的工作得到了有关专家的赞扬，中国犯罪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牧认为，尽管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与《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都明确了未成年人的特殊法律主体地位，但都缺少配套的程序法，实践中缺少可操作性。而“盘龙模式”昭示着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立的必然性、可能性和迫切性：“值得肯定的是，在没有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盘龙项目作出了那样可观的成就，但是，如果有了少年司法制度，他们就可以取得更大的成果。”

（责任编辑：李俊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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