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的生命在别人的身体里延续……

2020年3月5日，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手术室里，医生们站成一排，对着手术台上的男子鞠躬，并默哀三分钟。

那是年仅40岁的广州市正骨医院急诊科医生丘远军的身体，10天前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他曾工作15年的岗位上，同为医学专业出身的妻子梁晓宁，最终决定遵照丈夫生前的意愿，将他的器官捐献。

在白色的无影灯下，心脏、肝脏、肾脏、肺、角膜被取了出来，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使2个人重见光明。

器官移植作为20世纪用来治疗终末期器官衰竭患者的最有效医疗手段，上述的场景近五年来多次在178家医疗机构中上演。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发布的《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显示，截至2020年11月7日，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目前已达251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捐献的器官挽救了9万余人的生命。

◎ 广东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量居全国首位。/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截图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专家何晓顺教授表示，在这3万多捐献者的背后就有3万多个感人的故事，一个个平凡的人，却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他们用生命诠释了死亡，只是暂时的结束，却不是最终的结局。

◎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副院长、器官移植专家何晓顺教授。/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供图

因为“器官捐献”这份来自逝者生命尽头的最后馈赠，让许多濒临破碎的家庭看到重生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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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掰着手指数着，他的父亲器官能救多少人”

在中山一院器官捐献一千例感恩会暨2020年移友会上，梁晓宁分享了自己和丈夫的故事：

我和丈夫的相识始于大学同班同学，在我20岁生日的那一天，我们骑着自行车横穿在武汉的长江大桥上，面对着楚江汉水，立下了我们一生的誓言。

◎ 见证了梁晓宁夫妇爱情的武汉长江大桥。/ 全景视觉

在学校、在医院、在临床上曾一同见证过无数生命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最记得的一次是在2003年武汉中南医院实习时，我们俩为同一个病人吸痰，协助抢救，但病人最后还是因器官功能衰竭不治，我竟在一旁哭了。第一次面对生死，让当时身为医生的我觉得生命是如此脆弱，无可挽回，而我又是如此无可奈何，面对家属的悲痛，我感同身受。

当时，我的丈夫，用一句话转移了我思考的方向，他安慰我说：“即使医生，我们也只能一定程度上延续人的生命的长度，可我们作为医者，却可以通过我们有限的一生，尽可能地拓展我们生命的宽度，让更多人知道生命的难能可贵，生为医者何须畏生死，更应该的是勇敢地守护在生死线上。”

◎ 梁晓宁回忆起丈夫时不禁落泪。/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供图

而这次生与死的话题后，丈夫半开玩笑地说，如果自己死了，就把能捐的捐了，剩下烧成灰，洒进海里或是树下。

那时我们不会想到，生死离别降临得如此之早、如此突然。

2020年2月25日这天，我的丈夫倒在了他的工作岗位上，是突发的脑干出血，坐在ICU门外的我，隔墙守着我的丈夫，不能相信一个晚上8点告诉我10点下夜班的人，即将天人永隔。我感觉丈夫的生命在我手指缝里，一点一点地流逝，当我知道再也感受不到他的呼吸声，再也听不到他的心跳，我们的孩子睡梦中，夜班回来的父亲再也不能亲他一口、道一句晚安时，我哭迷糊了眼睛，掐红了我的手指。

恍惚间，我记起了早年丈夫不畏生死的话，为了我们年幼的孩子铭记他父亲的教导，我打通了红十字会器官捐赠的电话，我想为我丈夫完成了他生为医者最后的一个意愿。40岁的年华，我的丈夫生前是一名很强壮的男士，很感恩当时协助我的红十字会的各位医生朋友们，让我的丈夫能通过最高级别的测评，捐赠心脏，肝脏，肾脏，肺和角膜等五个器官。

◎ 器官捐献流程。/ 微博 @人民日报

我们的孩子9岁，工作忙碌的父亲，陪伴的时间并不多，经常他睡觉时，父亲才入家门。但是我记得当我儿子知道他父亲的器官捐赠结果的那一刻，用手指很认真一个一个地数着，他的父亲能救多少人，能让多少人重见光明。孩子是为他父亲感到骄傲的，他说：我的爸爸只是四处去体验不同的人生去了，他的眼睛依然是最漂亮的。他立刻就能“重见光明”，他是我的英雄。

孩子的话，让我觉得我们夫妻的决定是对的，他是我们的希望，我心中的那盏暖灯。

2

“将来的以后，我也会是那碑上一排排名字上的一个”

梁晓宁失去了自己挚爱的丈夫，郁与（化名）则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妮妮：

2018年10月28日，妮妮因为感染化脓性脑膜炎离开了我，这个病来得太突然，也很凶险，从10月22日发现病情到23日被医生告知有生命危险需做好心理准备，短短两天，我被吓到发抖，甚至需要面临死亡……

10月24日上午签危急通知，下午医生就找我谈话了，他们说得很婉转，我们都没有直接说到“死亡”两个字，我真害怕直面这个两个字，当时女儿仅靠着呼吸机维持着，靠着什么机器维持着心跳。生离让人撕心裂肺割肉剜骨，死别让人沉默，那一刻，我内心崩溃，所有希望顷刻之间瓦解，跌落无底深渊，于我来说失去最爱的人就代表失去一切，心惊肉跳绷着的神经转化成苍白无力……

医生跟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跟我们说了女儿的情况，可以由家属带回家准备后面的事，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把器官捐献，让妮妮的生命延续下去，让妮妮身体的器官得以在其他需要捐赠器官者身上继续存活下去……这样能帮助更多人，为更多人带来希望。

◎ 部分可以捐献的器官和组织。/ 微博 @人民日报

原来还可以有这种方法的，原来妮妮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活着，她的眼角膜可以在别人眼睛里去看到更多的这个世界，她的心依旧会跳动，她的其他器官依然还活着，那么，她怎么就离开了呢？她还活着，至今仍在。

有人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的真正消亡，是直到最后一个记得她的人也离开世上了，那么这个人才是真正的在人世里消失了，才是真正的死亡。而我还活着，很多爱妮妮知道妮妮的人念着她、记得她、想着她，所以，她也还活着，只是活着的方式不同而已……

当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跟我说了器官捐献这个事后，我当下就决定捐献。

◎ 器官捐献的四种登记方式。/ 微博 @人民日报

10月28日早上，最后一次看完妮妮后，协助医护人员跟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办理相关手续，将妮妮进行器官捐献，后来，最后一次抱她。

再后来，变成了常常去墓园里看她；有时候走过一片片墓地，看到有一处是红十字纪念园，那里镌刻着许多器官捐献者的名字，看着那些名字，我不知道他们是谁，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性格面貌，活泼可爱的？还是安静斯文的……这一排排名字一条条生命我没接触过没见过，但是他们来过这世上，他们又有着各种故事和遭遇，但在这里，他们殊途同归，他们也还活着，在别人身上，在很多人心中。

将来的以后，我也会是那碑上一排排，一列列之中一个名字。

3

10年间，9万个曾在死亡边缘的人获得重生

对于痛苦挣扎等待一个亲人能活下来的机会，来自重庆的阮女士有着双倍的感受。2020年8月19日，她不足五岁的双胞胎儿子欢欢、笑笑先后因为多囊肾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了肾脏移植。

“从6个月儿子被诊断出患有多囊肾，到去年年底相继出现肾衰竭，我肉眼可见地看着孩子的生命在自己的指缝中一点点消逝，却无能为力，那种感觉太可怕了。”阮女士回忆到。

◎ 多囊肾患者幼时肾大小形态正常或略大，随年龄增长囊肿数目及大小逐渐地增多和增大。/ 全景视觉

当地的医院早已束手无策，尽早进行器官移植成为了挽救两个孩子的最后办法。阮女士带着孩子离乡背井去到武汉同济医院，进入肾移植等待系统，年初的疫情变化，阮女士只得又来到中山一院进行系统登记，等候。

幸运的是，这样的等待日期并不长，7月份进等待名单，8月19日弟弟接受手术，11月哥哥等到合适的肾脏，“我必须要谢谢我不曾见过的这些器官捐献者，如果不是他们的大爱，我的孩子也将离我远去。”阮女士表示，我的孩子重生背后是人家的孩子失去生命，所以一定要带着捐献者的生命好好地活下去。

◎ 中国肝、肾、心、肺移植术后生存率统计。/ 新华社制图

“5年来，中国的器官捐献与移植工作算得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理事长黄洁夫介绍，自2015年1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中国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累计完成 24112 例。

其中，2019年中国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 5818 例，器官移植手术 19454 例，2020年尽管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截至11月底，移植手术达到 16307 例，年度器官移植数量稳居世界第二位。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 2.01 上升至2019年的 4.16 。

◎ 中国移植医疗机构分布。/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截图

黄洁夫说，在公平、公正、公开的法治基础上，中国初步形成“器官捐献”“获取与分配”“移植临床服务”“移植科学注册”“监管”五大体系并不断完善。“比如，为确保器官分配公平、高效、透明，中国各大医疗机构严格使用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根据所在区域、病情危重、组织配型、儿童匹配、血型国际医学共识原则，将供体器官与受体自动匹配。”

即便如此，目前器官捐献在我国远称不上完美，中国每年约有 30 万患者因为器官功能衰竭需要器官移植，但每年器官移植手术仅为 1 万例，许多患者仍在苦苦等待……

“观念这个东西不是说变就能变。”黄洁夫坦言，中国人自古以来有着“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完整而体面地离开”成了大多数中国人最后的愿望。

在知乎上，曾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大家会选择捐献器官、捐献遗体吗？”一个网友的回答代表了多数家庭的现状：

“我爷爷还是想土葬，不接受火葬。我爸爸的原话是想保个全遗体，我妈妈能接受火葬，我今年已经得到器官捐献的实体卡了，但并没有告知父母。”

◎ 有网友晒出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卡。/ 知乎截图

没有器官捐献自然谈不上器官移植，我国移植器官供需不平衡依然存在，跟先进国家西班牙的百万人口年捐献率 39.7（2015年数据）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按照中国目前的人口基数，只有百万人口年捐献率提升至 10，才能基本实现器官捐献与移植的供需平衡。”黄洁夫指出。

此外，专业技术人员缺口依然庞大，我国有 178 家具备器官移植资质的医院，27 个省市自治区相继成立了 117 个OPO（器官获取组织）, 相关器官捐献及移植技术人员主要集中在国内知名的少数移植中心。

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分为红十字会协调员和医疗机构的协调员。目前我国仅有 2200 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与美国每百万人口配备 7-12 名；西班牙相应人口配备 7 名协调员相距甚远。

◎ 2019年中国OPO分布情况。/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截图

“医生们在努力地提高器官移植的技术方法与成功率的同时，希望市民能参与进来成为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志愿者，最后不论是否能捐献器官，了解并理解这份大爱也是一份善举。”黄洁夫指出。

《人间世》纪录片负责人周全曾说，这部片子拍完后体会到：人的一生是一个过程，把这个过程过好，而不是冲着美好的结局。“我做完节目，去登记了死后遗体捐献。”

当我们在欢声笑语迎接新的生命诞生，当我们在毫无预警下面对生命的意外，当我们悲恸欲绝地接受失去至亲的事实，请记住：

截至2020年10月，全国仍有 60439 人次等待肾移植、5879 人次等待肝移植、503 人次等待心移植、144 人次等待肺移植，他们依然攥紧生命等待救援……

通讯员：彭福祥、潘曼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