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东北姑娘在北京看病怒斥号贩子事情,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以及媒体的报道下,一度成为了年初最热的话题。号贩子的存在是医疗资源短缺背后反映出来的本质问题。最近几年的两会上,看病难成为总也绕不开的热点,而挂号难就是其中的老大难。正在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针对扰乱正常挂号秩序的医院黄牛,纷纷表明各自的观点,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打击黄牛:医院和公安联合落实“实名制”
怎样才能打击“号贩子”?全国政协委员、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原院长侯艳宁说,打击号贩子,医院必须要出“重拳”:实名制挂号、预约挂号,挂号你必须带上身份证,没有这些就不能挂,所以号贩子就不能挂号了。
用身份证挂号,号贩子就能从此销声匿迹吗?全国人大代表、浙江肿瘤医院副院长葛明华曾做过专门调研,发现,在浙江,实行挂号实名制后,黄牛倒号确实减少了,但没被“淘汰”的黄牛们,技能却“升级”了。
“实名制挂号这个网络跟公安这个网络是不连的,也就是你随便输入一个身份证号码,只要是18位数,都是能够输进去的,这样子号贩子他可以不断的输入不同的号码,抢到多个号。抢到多个号以后,跟需求方去换手。对接以后,我马上放号,你马上抢号,就是我退号,你抢号,这样一种方式来倒。”
因此,葛明华呼吁,打击黄牛,医院必须和公安联合,实现真正“实名制”:跟公安系统的平台要联起来,他挂的号的身份证要是真正实名的,而不是随便就能拿到的。
葛明华认为,浙江的实名制挂号制度和全省预约诊疗平台基本消除“黄牛”现象。当然,光是在医疗行业内部实施实名制挂号还不够,网上挂号成为主流后,不少“号贩子”仍在利用虚假的身份证信息注册账号,进行抢号、倒号。
“我建议在目前实名制挂号的基础上,挂号预约系统还要加快与公安部门的身份证系统对接,并且在就诊时由医生核对病人身份信息,彻底杜绝号贩子。”葛明华说。
打击黄牛:建议大幅提高挂号费
3月5日,在全国政协医疗卫生界小组会议上,全国政协委员、北大医院院长刘玉村分析了热门的“号贩子”问题,建议提高挂号费诊疗费用,降低药费检查费,并建立符合医疗行业特点的薪酬制度。
“既承认了医生的价值,同时也设立了一个门槛,比如那些慢性病,用不着来北大医院看病的病人就别来了。”刘玉村说,“保守估计现在300万门诊量里有至少100万人次是没必要来的,但是北大医院挂号费不贵,取药方便,服务便捷,他为什么不来?如果提高挂号费,门槛稍微高一些,自然就挡住了一部分人。”
与之呼应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凌峰表示赶走号贩子,应从体制突破。号贩子问题反映的其实是医疗体制问题,倒号现象并非全国普遍存在。她表示,根治号贩子必须改变当前全由政府定价的医疗体制,变成政府主导、市场调节。对于一部分稀缺的医疗资源,应适当放开市场调节的空间。
很明显如果按照现在医疗分布不均的现状,如果政府主导,由市场调节,无疑挂号费会比现在要高。号贩子的存在,就是当前由于挂号费“太低”的缘由,但是这样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并不是什么好事。而且开放市场空间,会不会导致原本就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升级,让百姓看病过程更不容易呢?值得深思。
打击黄牛:严惩不贷“重典”来治理
除了严格落实实名制,提高挂号费等,也有委员认为应该用“重典”来治理号贩子。全国政协委员王执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政府应该做一个新的司法解释,作为扰乱社会秩序、扰乱医院正常医疗秩序方面进行治理,这样就师出有名、惩罚就有威慑力。
关于近期备受关注的“号贩子”,持严惩号贩子的观点,值得关注的还有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卫计委主任方来英的提案。方来英建议,目前,我国刑法已经将票贩子入刑,但号贩子尚未入刑,“而号贩子是在拿病人救命的事做交易,更恶劣,更应予以严惩”。
方来英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号贩子在一些医院周围,通过多种手段,获得专家医生诊疗的权利,并加价转让牟利。在这种交易之中,扰乱了医疗秩序,危害了公民的健康权和生命权,冲击了社会的公序良俗。
“任何资源紧缺都有贩子存在,但医院周边号贩子的存在,破坏了基本民生领域,打乱了事关生命、公平公正获得国家保障的机会。”方来英说,医卫管理相关部门将通过调整内部医疗卫生服务流程,来挤压号贩子的生存空间。
方来英认为,这种活动,实质上是一种非法交易。号贩子倒卖的是就诊者和诊治者之间的合约,这种合约,是通过支付一定货币获取的。因此,合约的标志——挂号单,本质上就具有了有价票证的特点。
在号贩子的倒卖活动中,有加价,有货币往来和合约权利的转让交换,而且,不是个体的一次性的交易,而是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易活动,这是一种非法的经营活动。同时,逃避了税收监管。方来英建议,在刑法修订之前,由最高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司法解释,维护公民公平公正地获得国家提供的基本医疗保障的权利。
打击黄牛:实施分级诊疗从根源上杜绝
针对医院“号贩子”现象,全国政协委员黄光苗今年两会带来的提案中,有一个是关于医院挂号的。黄光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调查研究发现:首先,我国的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大城市,老百姓都愿意到大医院看病,但没有建立完善的挂号制度,使号贩子有机可乘。其次,目前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尚在路上,还没有建立一台既治标也治本的管理制度。
增加优质医疗资源供给,推行分级诊疗。黄光苗委员向媒体者表示,他建议国家卫生管理部分要加大医疗资源建设,多建设一些医院,各卫生大专院校增强对医护人员的培养。要推行分级诊疗制度,使患者得到有序的分流。
一方面,推行预约转诊的服务模式,老百姓先在社区就诊,需要转诊的再通过社区医生、家庭医生来预约、优先就诊。另一方面,加强舆论监督,建议新闻媒体加大对打击“号贩子”的舆论监督,在全社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从本质上缓解挂号难,打击号贩子,分级诊疗或是最佳的良方。在2016政府工作报告李克强总理就提出,实施分级诊疗是从根本上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基础性制度设计,事关医改成败。今年要在70%左右的地市开展分级诊疗试点;促进医疗资源向基层和农村流动。
据了解,2016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财政补助标准提高的部分,将全部用于全科医生(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助力分级诊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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