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船的间隙，刘开连掏出包里的一根黄瓜对桂芳说：“到时候我们仨分着吃了，心里会舒服点。”她告诉这个第一次来抽血的女人，长期抽血的人，出门前会带上白糖或奶粉，或者是橘子和苹果，还有人会带自家晒的红薯条。
船至油坊沟码头，背着大包小包的人涌上了船，顿时塞满了船舱。
这已是立秋后的第11天，河面上又湿又凉。进城走亲戚的一位中年妇女拉开舱门，探头看了一眼又缩回身来。“都是些卖血的。”她嘟囔道，脸上明显不悦。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
船舱逼仄而空气污浊。周文芬想钻出舱透气，可江面上突然下起雨来，她不敢淋雨，只好钻了回去。
这一船人里，有30来个是“搞那个的”，每人进城收3块，返程收1块。价格是“血头”跟老谢讲的，“血头”坐船时，老谢不收钱。
“我咋敢跟血头要钱，他要是带这些人包船去了，我到哪儿装人？”这笔账，老谢算得很清楚。
47岁的龚传海便享受着免费坐船的待遇。他是方圆几十里有名的“血头”，每次都在油坊沟码头上船。
与他一起上船的人，大多是他直接或间接介绍的。每介绍一个新人，采三次血浆后，血站会给龚传海20元“劳心费”。这些人以后每采一次血浆，介绍人会提成一块钱。表现好的介绍人，在年底还会有奖励。去年，龚传海完成了2000多袋，血浆站奖给他一床太空被和一箱梨花村酒。
龚传海是在孩子舅舅的介绍下去的血浆站。那是2000年，他连续去了三次，但都没“抽血”，“总感觉丢人”。
可家里每年上缴提留就得五六百元，收成不好的年头，地里收的粮食全卖了也不够。家里不仅没粮可吃，还得花一大笔钱给妻子做手术。
第四次去血浆站后，龚传海决定“豁出去了”。在那里，他也接受了一番教育，知道自己是在“献血浆”而非“卖血浆”。这个方圆几个村子里最早“搞那个的”人，听到别人说“卖血浆”，往往不高兴，并且会声明“我们这是献血浆”。
同样不高兴的，还有血浆站站长李光成。
“我只要听到‘卖血浆’，心里就老不高兴。”他强调，“人家的奉献远远不止100多块钱。”这位站长要求他的护士，在采集完血浆后，不能将血浆袋随手扔在台子上，“这样会给人家造成心理创伤”。他还建议护士最好双手轻轻放下袋子，最后还要向供血浆者说一声感谢。
在李光成看来，“献血浆”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但在山村里——尤其是老人们眼中，是种“难以接受的行为”。
“狗日的，肯定卖血去了，血卖了卖油，油卖了卖骨头。”看见龚传海回来，村里一位老人随口骂道。
早期，血浆站曾奖励过龚传海一副对联和门画，但他不敢往门上贴。上中学的儿子，曾劝他别献了。
“生活怎么办？总得搞钱吧？”他把儿子给噎了回去。
每次进城，龚传海都会换一身稍新的干净衣服，回来后，妻子会给他炖碗鸡蛋糕，或是煮个鸡蛋，他还会喝一杯黄酒活活血。
他所在的村民小组，已有几十个人找过龚传海，希望他介绍他们去献血浆。有些身体不合格的，还试图找他去疏通关系。
“没钱使嘛，你不献？总不能坐吃山空吧？”龚传海说，村民们大都跟他的想法差不多，“在家闲坐着也是坐着，献了还有100多块钱。”
偶尔，这个“血头”也会一声叹息，他发现，村子里有手艺的人，都出去打工了，而自己没什么手艺，“只能做这两头不见天的事”。
但他时常也会安慰自己，“现在日子总算好过了”，因为在他出生前后，他们家经常需要到处讨饭吃。坐在23年前结婚时盖的土房里，他会与家人一起“忆苦思甜”。
然后，每隔一周的周四，他会赶十几里山路，去坐老谢的船进城。与周文芬不同的是，他是“血头”，老谢不会收他的路费，他能多挣4块钱。
“生意还不错，来抽血的人挺多”
在距离终点约15分钟航程时，船抛锚了。
柴油机发生了故障。船开始在河面起伏漂流，乘客一阵骚动，经过近5分钟抢修，船得以前行。
尚未开出10米，机器再次熄火。幸运的是，风是吹向近河岸的，在颠簸漂流了更长一段距离后，船终于靠岸。
与此同时，河对岸县城的上空，飞起片片烟花，这让这一次抛锚，变得不再那么沉闷。绚丽的烟花在阴沉沉的天空里，整整响了五六分钟。
烟花过后，船重新启程。老谢从船头的乘客开始，挨个收路费。卖菜的农民们，抱怨他耽误了他们做生意的最佳时机；“搞那个的”人们，则大多默不作声。
船一靠站，所有的人便以最快的速度冲出船舱，周文芬她们也被裹挟在这条匆忙的队伍中。沿江的公路上，他们也成了脚步最匆匆的一队人。靠近血浆站大门时，他们几乎都跑了起来，以便排到一个靠前的号。
他们注定是追不回被船耽误的那一个小时了。
周文芬走进候采厅时，电子屏幕上显示的是“1－220号准备交卡”，她们以前看到的是“1－120号准备交卡”。刘开连排在313号，周文芬虽然是304号，但她最近几次没来，需要先做体检。
她坐着等待体检结果的位置，一周之前，是一个老家在城郊农村的女人坐在那里等待体检结果。男人在城里做小生意，这个女人在家带孩子，这是她第一次来。孩子开学上小学二年级，每月要交150元早餐费。听说卖一次血浆有160多块钱，她早上8点就来做了体检。
“你知道抽血痛不痛？”隔一会儿，她就会怯生生地向身边不同的人问一遍。
血浆站大楼门口，挂着“郧县单采血浆站有限公司”和“郧县食品药品监督局”的牌子。牌子下面，一群人大都席地而坐，或闲聊着家长里短，或玩纸牌游戏“斗地主”，或伸着脑袋围观，还有人舔着价格在两毛到五毛不等的绿色棒棒糖，以便获取糖分补充能量。他们都是刚刚采完血浆的农民。
不少人是带着年幼的孩子进城的。孩子们或拿着棒棒糖，或吃着一元一袋的锅巴。血浆站大楼下依次开着11家小店，其中9家卖副食和百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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