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级贫困县妇女集体卖血 卖600cc可获168元

　　“想钱嘛，不去怎么办？”

　　这3吨血浆，大约5000袋，一袋一袋从郧县各个角落汇集而来。

　　其中一袋就来自46岁的刘开连。这个家住杨家沟村的农民知道，那个比“家里盐袋子还要大”的塑料袋，能够装满“一斤二两”的血浆。

　　大约5年前，这袋血浆为刘开连换回了83元钱。那是她第一次献血浆。她种完麦子的第二天，趁着黎明前的夜色，赶到孙家湾码头上了“血船”。

　　往返10元钱的路费，船老板老谢依照惯例，只收了她4元钱。这样，从城里回家时，刘开连带回了79元，这相当于半亩薄地一季的收成。

　　2007年冬天，53岁的周文芬也加入了这个队伍。那时候，一袋血浆已经可以换回120元营养费和8元路费。

　　周家原本不缺钱。不过那年夏天，三岁半的孙子被查出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症。两年下来，医药费花了近十万元。为给孩子治病，丈夫老高卖掉了家里的挖沙船，儿子小高卖掉了在县城开的摩托车修理店。周文芬在家种地，偶尔靠“抽血”，拿回家100多块钱。

　　8月18日，刘开连和周文芬再次前往血浆站。鸡叫过两遍，周文芬就起床了。

　　这是凌晨4点半，船6点才开，不过从这里到孙家湾，需要走1个多小时的山路。“再睡一会儿，就赶不上船了。”她一脸疲倦地嘟囔道。

　　同伴刘开连和桂芳已在屋外等着，对这些女人来说，错过了船，就意味着将少挣164块钱。

　　3个女人打着两把手电筒，光束在空荡荡的山谷里摇晃，显得格外微弱。天空飘着零星细雨，并且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这不算最糟糕的时候。遇上冬天，天亮得晚，手电筒里的电不够用了，她们只能随便捡点茅草或枯树枝，做个简易的火把爬下山。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

　　“日他个妈，老子上次的血算白抽了。”刚开始爬屋后的山，刘开连便开始抱怨。她最近患了直肠炎，需要输液一周。她算了一下账，抽一次血的钱，还抵不上这笔药钱。

　　这天本该输最后一瓶，但刘开连决定第二天再输。因为刚好赶上周二，根据血浆站的安排，该是她去抽血的日子，一旦错过，会给以后的日子带来“不少麻烦”。

　　按照《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规定，两次采集血浆的时间，间隔不得少于14天。这些年，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涌向血浆站，站里不得不为这些人排好时间表。

　　刘开连村子里的人，被安排在周二。每隔一周的周二、周三和周四，老谢船上的乘客大都是直奔血浆站。也是在这6天里，这条船被人称作“血船”，而在县城下游河段，还有一条类似的船。

　　这个县长期以来是国家级贫困县，也是南水北调中线的源头库区。早些年，江两岸村庄里的男人们，大多在船上挑沙，靠力气挣钱，女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和放牛养猪。

　　只是每年夏天，当洪水频发时，几乎都会发生船翻人亡的事件。女人们在山上放牛时，偶尔会看见浮尸从河面静静漂流而下，这也是她们最为自己的男人担心的时刻。

　　在1998年前后，这种担心没有了。城里的人们发明了挖沙机，沙船上不再需要这些男人的力气。随之而来的是，钱却越来越难挣了。

　　十堰市扶贫办前主任曹芳明在一篇题为《当前农村致贫因素的调查与思考》的文章中提到，直到2004年，十堰市的县市人均GDP只有3829元，这个数字还不到城区同一指标的1／7。与此同时，年人均纯收入在668元以下的有38.16万人，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的1．5％。

　　也是在1998年，时任郧县卫生局副局长的李光成领头，建立了郧县单采血浆站。当时，他在郧县城关镇卫生院租了3间平房，买了6台采浆机，找了4个人工作。供血的营养费由物价局规定，每次80元。

　　根据郧县单采血浆站站长李光成的最新计算，血站的采血量从最早的每年1万袋上升到现在的大约6万袋，血浆站仅仅每年发给献浆员的补贴费就达1000万元。“按照人均2500元计算，就是个400人的企业，这在郧县也是很少见的。”他说。

　　于是，村里越来越多的男人女人们想到了血浆站。“想钱嘛，不去怎么办？”周文芬泪水涟涟地说。在自家的粮仓上，放着孙子骑着童车的照片，她一抬头就能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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