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议价”遭多位代表委员反对

　　放开二次议价等于让医院全权垄断？

　　有不少代表认为，如果一旦全面放开二次议价，将议价权下放至医院，那么医院作为一个大的垄断方，其庞大的议价能力将会让制药企业的日子更难过。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步长制药集团总裁赵超认为，一旦议价权下放至医院，“它的二次议价能力非常大，要么你（制药企业）就失去价格底线，要么失去市场，两种选择都是非常片面的。”全国人大代表、河北石药集团董事长蔡东晨也认为，医院是一个垄断方，“一是垄断了处方权、二是垄断了信息权。”蔡东晨指出，“（疾病）信息对病人来说不对称，只有医生和医院知道这个问题，消费者不知道。”

　　赵超在会上还指出，“医药分家实际上也可以让医院形成一种新的垄断”。

　　医药分家是指医疗服务与药事服务的提供主体分离，即医院只保留住院药房，而将门诊药房剥离。医药分家让医院的药房一夜之间从利润部门倒向了成本部门，一些医院为了保证其收益不受影响，采取药房托管的方式，实施了“迂回”的医药分家。

　　把药房托管后，医院药房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所有权仍属医院，经营权和管理权交给医药经营企业托管，医药经营企业定期将药房利润或者销售收入的一部分返还给医院。

　　赵超认为，医药托管打着医药分家的概念实现了一个新的垄断。“托管的结果是拓宽了医药产品的产品面，但是必须要通过他（医院）的渠道”，而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流通环节，赵超认为最后都转嫁给了生产企业。

　　赵超透露，医院托管的比例已经越来越高。“过去是小医院托管，现在是三甲医院都开始托管。这种托管以后，招标已经没有太大的意义。”

　　代表建议谨慎启动二次议价

　　全国人大代表、四川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建议，相关主管部门应当谨慎放开二次议价试点工作，

　　他认为，二次议价会让民族医药在产能过剩的困境下，再次陷入泥沼。而不同的议价借口又会成为各省招投标的降价依据。增加运行成本，让本已脆弱的民族医药产业将不堪重负。

　　石药集团蔡冬晨在会上指出，二次议价不仅损害工业企业，更重要的是损害着消费者的利益。“二次议价的钱有的是在价格中体现，他按价格给你开。有的直接在你的合同上让点、暗扣。暗扣这个钱到底是以什么方式支付，有的是货款支付，有的是拿别的钱来支付，实际上养了腐败，养了垄断方。”这样的结果会导致企业亏损，生产药品不赚钱。

　　“一些廉价的好药，会因为价格太低，企业不赚钱而减少生产，最后退出市场。而老百姓廉价的药买不到，只能买高价的药，最终损害了百姓的利益。”蔡冬晨不无忧虑的说。

　　相比其他代表的态度，来自扬子江药业的徐镜人则显得坚决得多，他在会上明确表态，“坚决取消二次议价和变向的二次议价”。

　　他也坦言，如果现在直接按照市场化的行为，从根本上取消招投标不可行。“但是我们共同强烈要求取消二次议价。这个有民意基础，也可以形成共识的。”徐镜人如是说。

　　相关政策演变：

　　二次议价是指在药品集中招标之后再产生的一种议价行为。

　　1999年，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开始进行药品的集中招标采购；

　　2000年，卫生部、国家计委、国家药监局等五部委发布《医疗机构药品集中招投标采购试点工作若干规定》，明确在海南、河南、辽宁、厦门试点开展药品集中招标采购工作；

　　2001年，在试点的基础上，各地以地（市）为单位，开始全面开展药品集中采购；

　　2004年，在医药企业的强烈反映下，卫生部对药品集中采购的规定进行了微调，并要求加强在采购过程中的监督工作；

　　2006年，国家发改委发文调整药品加价办法，取消差别率做法，在采购价格上一律加价15%进行销售，同时开始推行以省为单位的药品集中采购。发改委此举是为了进一步降低药价，改变医院的补偿结构，却也让医疗机构失去了参与招标采购的积极性。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5年的时候，上海闵行曾经试点组织二十多家公立医疗机构进行“二次议价”，通过将药品价格与采购数量、回款时间挂钩，降低药品的进价。然而“闵行试点”最终在各方围剿中告终。

　　2010年7月，卫生部等七部委联合制定《医疗机构药品集中采购工作规范》（卫规财发[2010]64号），明文规定“医疗机构按照合同购销药品，不得进行二次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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