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买药贵，可以学学美国

　　本是为了解决百姓买药贵问题的药品招标制度，目前自己却“重病缠身”。日前，来自全国人大医药界的22位代表，就药品招标采购体系改革联名提交建议。其中，药品招标不能唯低价论、铲除医药地方保护主义等建议受到广泛关注。

　　由于专业知识门槛的存在，老百姓买药时一般难以鉴别价格的合理性。药品招标制度的设立，就是期望通过招标方充当患者代理人，来与药品供给企业博弈，最终以市场化的方式寻求药价的合理区间。遗憾的是，当前以医疗机构、地方卫生行政部门为主导的招标方，却在自己利益诉求的过程中淡化了病患的利益。由此，药品招标制度才会沦为寻租的工具。

　　统计显示，我国实行药品招标制度以来，人均药品费用占医疗费用的比重并未有显著降低。根据设计方案，招标制度降低药价的主要途径是减少流通环节和招标方的择优选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两个降价途径没能发挥功效。

　　一方面，药品从厂商到终端病患的流通环节虽然减少，但招投标程序复杂、手续繁多，药企为了投标需要归集、上交各种必备材料，为此付出的人力与物力导致成本上升，最终抵消了流通环节减少而节约的加价。另一方面，招标方不可能对药品质量进行内在评价，取之以一些外在指标代替，其中主要核定内容就是药企是否拥有GMP认证。而实际上，如今多数投标药企均具备这一资质，从而导致该外在评判指标失去了现实指导意义，“唯低价论”应运而生。在这一指挥棒的指引下，许多药企不顾真实成本竞相低价投标。有人大代表指出，成本3-4分钱/粒的VC银翘片，有企业竟然以一粒一两分钱的报价竞标。其结果是，中标药企虽然以非正常投标价赶走了竞争者，但它其实根本不可能按照“自杀”中标价来供货，其中必然隐藏着利益“猫腻”。

　　因此，更让人担忧的是，药品招标制度甚至渐次演变为相关主体谋求自身利益的腐败渠道。例如，一些药企为了在招标中取胜，将研发的资金用于向招标机构“公关”的经费，如此短视行为极大地弱化了企业的成长潜力。又如，为了保证本地纳税大户药企的市场份额，一些地方卫生部门擅用招标权力，单方面向外地药企设置门槛以阻挡其进入本地市场。

　　可见，招标方“失职”是导致药品招标制度漏洞百出的主要原因。追根溯源，这是作为药品采购委托方的病患与作为代理方的招标机构利益诉求不同所导致，因为药品价格越高，医院的加成利润空间可能会越大。所以，药品招标制度改革的关键还在于对招标方的选取上。对此，我们可以借鉴美国在药品流通领域的一些经验。

　　在美国有数十家药品福利管理机构(PBM)，它们由独立的药物福利机构或大型商业保险公司组建。药品福利管理机构作为各社会机构的代理方直接向制药公司订购大批量药品，并为参与该计划的机构内人员提供资金支持，与其共同分担药物费用。此外，作为批发采购商和长期用货单位，药品福利管理机构熟悉各类药品成本，能将厂家的药品售价尽可能压低，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以此看来，我国药品招标方当由独立第三方或者与患者利益相一致的机构来担当。可以考虑建立行政部门监管下的全国药品招标网络平台，并将其日常运作委托给对药品专业较为熟悉且专业的人寿保险机构。通过公开投标信息和专业机构反馈，来公平药企的投标环境，及时遏制各种腐败现象的滋生，让招标机制发挥出最大的绩效。

　　买药贵问题一直困扰着广大病患，也是医改主攻的核心症结。前期实施的药品招标制度现实操作的失灵，更加让相关改革陷入尴尬。借鉴美国经验，重新寻找药品需求方的代言人也许能够让招标制度恢复活力。

（实习编辑：马丽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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