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医借科学名义加剧中医在国内地位衰落

　　这就是与“乒乓外交”齐名的“针灸外交”。

　　据赵百孝介绍，“针灸外交”的背景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方面，由于很多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西药进不来;另一方面，国家经济底子薄，开展“一把草、一根针”的中医药研究，对满足人民群众的医疗需求非常重要。

　　政府大力支持针灸事业，掀起了学习针灸的热潮。

　　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一本由杨甲三编著的《针灸临床取穴图解》，创造了245万册的发行纪录，这个数字数倍于当时全国中西医生的人数总和。

　　1958年，上海施行针刺麻醉下扁桃体摘除术获得成功。这种不打麻醉药，靠针灸解决术中疼痛的疗法，受到世界注目。

　　据记载，1958年毛泽东在一次便宴上，向卫生部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兼针灸研究所所长朱琏祝贺针灸万岁，并说“针灸不是土东西，针灸要出国，将来全世界人民都要用它治病”。

　　在理论更为丰满后，1971年，《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公布中国针刺麻醉术的成功及其理论研究成果。

　　“‘文革’期间提倡开门办学，我记得，在我1975年读初一的时候，我们的生理卫生课就讲了简单的针灸知识，如针刺合谷穴等。那时候，好像人人都会扎针。”赵百孝说，“只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文革’期间推动了针灸发展，但同时又把针灸庸俗化了，这反而害了针灸。”

　　他说，在那个人人都会扎针的年代，只要是稍懂解剖、只要扎不死人，大家都敢扎针。而且针灸有个特点，哪里不舒服，就在那里扎几针，感觉就能好一点，你还很难分辨究竟谁的技术更高明。

　　接下来的情况是，“针灸的门槛降低了，收费自然上不去，针灸从业者找不到价值认同，慢慢高手也就少了，这个问题到现在都非常突出。”

　　据他介绍，针灸在古代是非常神秘的，甚至扎针前还要焚香祷祝。在学针灸之前，老师会要学生先学功夫、练指力。在学针灸时，由于古代不学解剖，老师说这里不能扎、这里要斜着扎、这里要扎多深等，学生都要牢记，或者靠自己摸索获得知识。

　　“现代针灸大家承淡安先生就要求他的学生先练六个月的指力，练习时先扎1层棉纸，每天增加1层，如果扎到100层的时候，还能跟扎第1层时一样轻松，指力才算达标，然后才能在人身上扎。”

　　赵百孝说，现在的针灸教学模式，往往是一个老师面对近百名学生，临床基地少、临床实践少，学生练习动手的机会很少，“学生理论全知道，手上却没功夫”。

　　针灸的适应症也在不断减少。“由于过分强调经济效益，国内对针灸科室的发展不够重视，针灸的临床范围也逐渐缩小，好多针灸能治的病，患者都不来了，给我们剩下一些别人不愿意吃的鸡肋。比如，针灸治疗抑郁症效果特别好，但老百姓不知道。”赵百孝说。

　　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针灸在国内屡有“滑坡”的描述，但其在国外却似乎毫无颓态。

　　据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的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医药已传到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医针灸医疗机构达10万多家，针灸师有30万～50万人，针灸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取得合法地位。

　　“国外针灸热度的确很高，但大家也不要产生错觉，以为能挑战西方医学的主导地位了，其实，针灸只是在补充和替代医学(CAM)中发展势头最好。”赵百孝说。

　　他分析说，一方面，西方医学越来越倾向于设备竞赛、人才培养成本越来越高。医疗费用不断增长、西药造成药物损害等原因，为补充和替代医学赢得发展机遇;另一方面，针灸的作用机制在补充和替代医学中研究得比较透彻，疗效比较确定，因而相对容易被接受。

　　中医的治疗方法从大的归类上讲，只有针、灸、药三种，针灸是中医非药物疗法的代表，推拿、拔罐等治疗方法属于针灸范围之内。

　　“针灸已经被国际接受，但中药真正走出国门还尚需时日。”赵百孝解释说，与中药相比，针灸是在可观察的情况下向人体施针，而中药是要进入人体，由于其成分非常多，十几二十味药熬在一起，究竟是谁在起作用就很难搞清楚，恰恰西方人对进入体内的东西一定要问个清楚，这就制约了中药走向世界。

　　换言之，西方研究者希望在中药中寻找其真正有效的成分，或搞清楚每种成分的功效，但传统中医认为，中药疗效乃各种成分间的相互作用，一旦弄清楚了它疗效的关键成分，用这种有效成分制成的药也就不能够再被称为中药，而是一味西药了。

　　比如青蒿素，这种从青蒿中提取的物质，目前是世界上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它就是由研究人员用还原分析的方法，经披沙拣金般的努力，从中药中鉴别出来的，只是类似成功的案例屈指可数。

　　有的起初成功，后来却遭遇失败，比如小柴胡汤。上世纪80年代末，日本运用先进科技手段，按照西医的研究思路，认为小柴胡汤可治疗慢性肝炎。在临床使用中，由于医生不顾中医辨证论治，将其作为治疗肝病的常用药，结果一些慢性肝炎患者有邪热伤阴症时，仍被采用小柴胡汤治疗，导致发生药物不良反应，甚至死亡。

　　“中药讲究四气五味、升降浮沉等中医理论，脱离了这些，出问题就很难避免，但不了解的人说起来还把这种西药当作中药，反而伤害了中药。”张晓彤说。

　　针灸也遭遇过类似的批评。由于一些针对针灸疗效的研究，在实验设计上不易做到中医讲究的“辨证论治”，针灸的现代化之路被抨击为“针灸西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是，在美国，其针灸师的执照被称为“针灸与东方医学从业者”。有论者认为，这意味着，在他们眼中，针灸只是一种物理疗法，或者是一门操作技术，不属于真正意义上的医生行列。

　　赵百孝说，或许西方对某些针灸疗效的研究还不深入，但包括他在内的很多中国的研究者都感受到，他们确实在针灸方面下了很大工夫，投了很多钱，积极地去弄清楚针灸的作用机制。

　　同样，尽管中药的作用机理仍显得非常神秘，但它的疗效也牵动着世界的神经。

　　2007年，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社论：对科学家来说，中药是如此“难以下咽”，能否用一种全新的科学方法来研究中药。

　　对此，赵百孝稍显焦虑：“我们的研究不能总是依据国外的反馈。如果人家没兴趣，我们也就提不起劲、懒得下工夫;看到人家动了真格，我们才想起来这本来是自己的国粹、自己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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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梁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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