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美国医史学家嘉立森(F.Garrisen)介绍世界医学史的专著——《医学史》面世。全书近700页，但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不足一页，且有谬误。
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伍连德向嘉立森去函质疑，得其回复称，“中国医学或有所长，顾未见有以西文述之者，区区半页之资料，犹属外人之作，参考无从，遂难立说，简略而误，非余之咎。”
为“保存国粹，矫正外论”，伍连德和王吉民耗十六载光阴，编纂一部英文《中国医史》，维护了中国传统医学的尊严。
如今，在大约70年的时光逝去后，面对西方医学一日千里的咄咄之势，中国传统医学在国内的阵地剧烈收缩，面临着比王、伍二人成书时更为艰难的境地。
王、伍二人，皆西医出身，他们对传统医学的敬意，在今日的西医身上，往往无迹可寻。
在不少人看来，当今的西医大夫们，站在“科学”这面旗帜下，代表着先进，代言着文明，他们理应对中医“玄学”不屑一顾，甚至保持警惕。
也有人指出，百年来的中西医论争中，中医所谓的“落后”、“愚昧”，已被较充分地提出并检讨，而西医借“科学”之威，对中医造成的伤害甚至是毁坏，尚未获得充足的认识和省思。
人们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在医疗技术突飞猛进、医疗器械日新月异、药品种类日益丰富之时，西医医生和患者沟通交流的时间趋于缩减，甚至病人会感慨自己在医生眼中，只是一部系统运行不正常的机器。
当温情的医患关系几乎成为奢求，人们开始思考：医学是不是病了?医学对“科学”的狂热追求，是不是在导致其背离自己“为病家谋幸福”的初衷?
此时此刻，中医大夫望、闻、问、切的亲和，简、便、廉、验的精诚，越发让人怀念。
可放眼中国，能够望、闻、问、切诊断，能够辨证论治处方，且有一定疗效的中医大夫，估计只有1万到3万人了。有人担心，今后中国人学正宗中医，要像玄奘取经那样远赴异国。
此种焦虑下，多位研究人士得知本刊关注此事，热情鼓舞，有人甚至抱病将采访时间从1个小时延长到3个小时，就因为“中医的事必须要好好谈、认真谈”，而中医药的主管部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这两周来则一直以领导出差为由，婉拒采访。
中西医结合：半个世纪的争论
在为中西医结合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人们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中西医结合”方针已提出约半个世纪，今天仍在承受追问和质疑。
“这让搞这个专业的一些人觉得尴尬”，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秘书长穆大伟说。
他告诉记者，中西医结合的出发点本是“西学中”，即用西方现代医学的方法整理、挖掘中医药学这个宝库，然而，半个世纪后，西医反客为主，其强势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中西医结合遭到西医界的忽视、忽略，甚至在中医那里，也受到冷落，被认为名为发扬中医、实则消灭中医——“结合一点，消灭一点，完全结合，完全消灭”。
北京崔月犁传统医学研究中心以“振兴中医”为己任，该中心主任张晓彤是原卫生部部长崔月犁之子。他对记者说：“中西医结合就是西方为消灭中医药而射向中医的一支暗箭。”
在为此支付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后，中国的医道中人对中西医结合的反思似乎回到了原点：作为世界上少有的提倡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相结合的国家，中国的这条路选对了吗?
毛泽东：西医学习中医
有关政府官员对这一抉择显得颇为自信。
西医出身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当过赤脚医生，自称为“野路子”的中西医结合医师。
2007年，他在中国医师协会中西医结合医师分会成立大会上说：“我们的中西医结合，应该说比西医(或现代医学)和中医到了更高的一个阶段，只是我们做得还不够，如果哪一天我们真的做好了，我们一定是处在人类医学里面最高的境界。”
在这次讲话中，韩启德还表示，“中医还是中医，西医还是西医，我想永远不能叫中西医结合，也达不到结合。”
在他看来，中医、西医一起来解决问题，也是一个很好的结合，但从长远、从根本上说，只有把中医、西医两者结合，创造成一体，也就是创造出中国医学，才能说真正达到中西医结合。
50多年前的1956年，毛泽东就萌生类似想法。他提出：“把中医中药的知识和西医西药的知识结合起来，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
这被认为是中西医结合概念的原始出处。
此前的1950年，在新中国成立后召开的首届全国卫生大会上，即将“团结中西医”确立为卫生工作三大方针之一。
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研究员王振瑞是知名医史专家，他向记者分析说：“团结中西医是基于当时现实国情的一种必然选择。”
刚刚成立的新中国，面对民众贫病交加、健康状况较差的情况。中医有几十万人的人员优势，西医有防治传染病、地方病等的技术优势。“在这种困难时刻，只有中西医团结协作，才能迅速改善当时的医疗条件和卫生状况。”王振瑞说。
他的研究还表明，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大会上，除落到字面上的“团结中西医”外，还有一个虽未宣传、却在执行的中医政策，即“中医科学化”。
王振瑞说，此时的“中医科学化”，其实说的是中医医生的科学化，即对经考核合格准予执业的中医，通过“进修”进行现代医学的改造，使其变成“科学医”。
换言之，“中医科学化”就是让中医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如解剖、生理、细菌、病理等。
此项政策执行几年后，1955年11月19日的《人民日报》刊载了当时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的检讨，题为《检查我在卫生工作中的错误思想》。
贺诚暴露他的“错误思想”包括：“第一届全国卫生会议虽然号召了中西医互相学习，但在实际工作中则只着重要中医学习西医学”，“我的团结中医是从临时应急观点出发，并且认为终必以西医代替中医”，“我认为中医的前途将是：由城到乡，由乡走向自然淘汰”。
此番检讨的背景是，自1953年开始，毛泽东对卫生部轻视、歧视、限制中医的做法提出批评。
1954年，毛泽东强调，“今后最重要的是首先要西医学习中医，而不是中医学西医。”
当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贯彻对待中医的正确政策》的社论，认为：“号召和组织西医学习研究中医的必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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