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事件：要陈涛安好，还是不要陈涛安好？

　　如果可以让艾滋病和非典“不保密”，我们宁愿不要让事件把高耀杰和蒋彦永等平民“练成英雄”

　　2010年3月18日，陈涛安先生开了专题博客，挂出的第一篇文章是《对山西省卫生厅回应媒体的质疑》，第二篇是《我的山西疫苗腐败高官斗争的经过》。这都是怎样令人揪心的文章，如果它是小说，我们可以说他虚构了一个可怕的世界，故事结构得太“完美”，太令人绝望了，字字句句都让人看得透不过气来。但它不是小说，他本人愿意为故事的真实性负责，你又会产生怎样的感觉?

　　在此概括地转述一下陈先生检举的内容，或许不一定适宜，我只想说这个事件背后的这个人。我想这样推论：如果陈先生说的基本是事实，那么，这是一个巨大的刑事案件，早就应该进入法律程序;也是一个巨大的腐败案件，有一大批官员涉嫌其中;还是一个巨大的渎职案，追究起来将会有一串官员难逃干系，而其中大都被陈先生点名了。有这么详尽的案情举报，司法机关只需要按图索骥，工作方向是很明确的了;如果陈先生说的基本不是事实，那么，这是一个天大的诬告案，陈先生应该受到反坐。

　　但这已经不是如果。任何地方对“诬告领导干部”的嫌疑人实施“法律手段”的速度，都是相当的快，陈先生至今还在网络上长久地“大放厥词”，或许是他手上捏着的东西，实在是太硬了。简单地说，陈先生所做的，就是阻止一场公共灾难的蔓延。跟所有类似的故事一样，他历经挫折。报道说，最近3年来，他向有关部门举报、复议、信访山西疫苗问题30余次，并将多篇揭露高温暴露疫苗问题的举报材料发布到网络。谁都可以理解，经过这样的举报，意味着举报人当稳了一个悲壮的角色。

　　按陈先生的说法，这个“故事”是被精心设计出来的。被举报人所做的准备工作之一，就是对单位“清场”：把预计可能不会配合犯案的人员安排“休息”，工资奖金照发。陈先生本人以山西省疾控中心信息管理科主任的敏感身份，享受了这一待遇。事情终于被顶穿，有关方面坐不住了，开始调查。“我知道疫苗的内幕，来调查我吧”，陈涛安说。但在调查中，他又居于“反对者”的角色。山西省专家组得出的《关于网络报道15名儿童的基本结论》，令他感到愤慨，指其方法和基本结论都是错误的，甚至“把人体当试验品”。

　　他求见卫生部专家调查组获准。照说他才是这个事件的权威专家，可是，事情还是搞成了“科级专家上访部级专家”。“部级专家”要求，不准有记者随访;即使见面，部级专家也不自我介绍，又提出不准录音，不答复问题。经过这一连串不对等的规整，陈先生其实立即陷入了两难：考虑到自己的人格，他应该拒绝这样的“接见”;但是，这本来就是他争取来的机会，眼前这些“莅临”的专家，才有影响事件定性的权力。

　　轮到卫生部调查后，为这个事件举行新闻发布会了，又令陈先生大失所望。会后，搜狐视频专访了他。访谈开始的时候，每到要归纳出卫生部的“错误”时，话到嘴边他还迟疑一下，可说着说着，就越来越放得开，到最后，30多分钟的视频讲下来，算是对卫生部的调查方法和结论的基本否定了一遍。

　　这就是陈涛安先生。他发现了公共生活的危险，他选择了表达和担当。任何公共危机发生的时候，都需要有人被选中。这次事件选中了他。理论上，一个公民在重大公共事件上发表由个人负责的言论，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责任。但当只有很少人愿意做这种选择的时候，这种选择就可能处于某种孤绝的状态，代价得由他一个人来承担。这是一个二律背反：当很多人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那么，他们所反对的事件也就不会发展到这么壮大，反对者也不那么悲壮。这相当于说，维护公共安全的“孤胆英雄”都是险恶的环境练出来的，而幸福的生活都是平安的。那么，我们宁愿不要这样的“英雄”，正如如果可以让艾滋病和非典“不保密”，我们也宁愿不要让事件把原来平静生活着的高耀杰和蒋彦永等平民“练成英雄”。

　　但是，当一个人被公共事件“选为英雄”，他就成了这个群体的标杆人物。他们的道德水准代表一个群体道德水准，他们的公共担当意味着一个群体安全生活的能力。而他们的遭遇，是受到礼遇还是折腾，则预示着以后会重复发生类似事故呢，还是“每一次灾难都会以进步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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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编辑：陈孟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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