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贵”之辩

　　“难”、“贵”之辩

　　2月18日，曾其毅在广州市政协会议上表示，“所谓看病难、看病贵，我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是中国，看病最不贵是中国。”曾其毅说，在加拿大、美国等国家，医疗体制是互济共助式的，国家补贴多，市民都会买保险，雇主也会帮雇员买医疗保险，但在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故显得贵，建议我国应建立良好的医保机制。

　　此言论一面世，即遭遇了媒体、网络上铺天盖地的质疑、讥讽甚至谩骂，一些评论也直指“看病最不难最不贵”说法是价值观出了问题。但在医疗行业内，却以“挺曾派”居多，有医生认为，断章取义看“看病最不难最不贵”，绝对是个错误论调；而放在曾其毅全盘语境中，却未必谈得上是大谬。曾其毅所谓“看病最不贵”实际上是个“绝对量”，而“看病最不难”是个“相对量”。从绝对数字上看，我国内地的挂号费要比香港低得多，也比美国、加拿大低得多，但是美国、加拿大有较高的国家补贴和较完善的医疗保险，医疗价格虽然远高于我国，最终落到患者头上的费用并不高；而我国的医疗绝对价格虽然低于美、加国家，但看病几乎全要自己掏钱，反倒难堪其负。

　　当然，曾其毅在表述上有问题——上升到价值观层面教育国人，忽略了大家在日常看病就医上的现实苦难。但是，也不能因为一些情绪化的言语，就模糊了曾其毅对“中国全靠老百姓自己承担”现状的不满，让其要建立完善保障体系的呼吁淹没在了口水之中。

　　业内人士张庆新表示，不论是对“为何我们会觉得看病贵”还是对“不应鼓励应届毕业生下基层”的分析，曾其毅都有不乏理性的思考与分析，归纳为三点，首先是目前中国缺乏完善的医疗社会保障体制；其次，中国目前医生的诊疗费比较低廉，其收入只占大医院盈利的很少部分；另外，市民医疗消费价值观念应当更新，大家对生命不够关注、对医疗技术不够尊重。这些分析直指现行医疗卫生机制的积弊所在。

　　同为政协委员的山西省临汾市妇幼保健院院长、临汾市政协委员王明元认为，事情之所以引起了那么大的风波，主要是全国人民的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有合作医疗，城市职工有报销，看病花费低廉，所以觉得不贵。九十年代后，看病难看病贵的矛盾才慢慢开始凸显。

　　“和一些比我们落后的非洲国家比，中国的现状也是更难更贵。贵和不贵是相对的，取决于报销的多少。”王明元说。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卫生经济与管理学系系主任刘国恩则认为曾其毅说了一些很质朴的话。“他的话是对的，只是换了一个角度，比较委婉地提出来而已。一个东西是贵还是不贵,是在有需要的时候是否支付得起，如果发生疾病急需治疗而无法支付,那就是贵。”刘国恩表示，互济共助是现代医疗保障体系的原型,所谓医疗保障就是国家要建立这样一个共济机制,通过医疗保险来分担患病的风险,问题是出在我国现在还没有一个好的体系。

　　盼归“公益”

　　在曾其毅的博客上，目前评论已达5000多条。这一场大论战，已经演变为大批网友对医疗改革深层问题的更多关注。如何才能解决看病难、看病贵？多年的症结在哪里？

　　王明元建议，应在成立大公共卫生机构(疾病控制、妇幼卫生、卫监、计生、食品药品监督、健康教育、地方病防治、中心血站等公共卫生服务机构合并为一个全额事业单位)的基础上，大幅度精简整合城市大医院，只保留少量公立综合医院，不足部分由民营资本投资非营利医院。合并整合上述机构后，可以富余出一定资金和人员充实到农村与基层社区,使医疗卫生资源80%在基层，这样补供方的资金就会显得相对充足。另外，制订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彻底消灭以药养医的问题，同时全面推进新农合与城市居民医保，才能解决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却认为，“适度减少政府举办医院的数量”祈望市场进入十分幼稚，只能使当地的医疗资源越来越贫乏，人人享有卫生资源的理想反而不能实现。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调控必须充分发挥市场配置卫生资源的作用,打破单一的政府办医，鼓励优秀的民间资本进入，建立良性的竞争机制。

　　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当地医疗资源的整合和重组上，而不是变卖了事或撒手不管。要注意抓两头——双管齐下：积极扶持地方和国家主力医院的发展，提高我国的医疗科技水平，避免拉大国际间的差距，这种投入应该是政府的行为，而不是通过医疗经营来发展医疗科技。

　　廖新波认为，政府财政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不足，医疗资源分布不均衡，“以药养医”，医院内部运行管理机制落后，决策管理者对医疗机构的公益性的认识只停留在基本的层面，医疗保障体系并没有让大多数人受到应有的保障等等原因，加剧了我国公立医疗机构“公益性”不足。

　　“医疗体制改革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它具有很强的公益性和政治性，不是单纯由市场决定的。”廖新波表示，落实医疗机构的公益性，首先政府的卫生行政职能要改变。政府的职责就是要重视和适时地加大医疗卫生的投入，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应该负有责任，如果改革使本来就投入不足的国家卫生经费再减少，如果因为面临一些本来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撒手不管的话，那不是改革的目的，这样的改革也不是顺应科学的社会发展方向，只会导致公立医院的“公益性”进一步弱化，趋利行为更加严重，否则医院将无法得以生存。

　　其次，新“医改”应该以提高公立医疗机构的“公益性”为核心，而不是甩包袱。一部分地区将部分公立医院转为私营后，医院原本具有的公共性质和公益色彩将因此而淡化甚至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以追求利润为最高目标的企业化管理。市场经济使医院的公益色彩淡化，对于非公有制医院来说更是少了一层约束,对利润的诉求也就变得理直气壮。因此，如果片面地把“经营”不善的“问题”看作是政府的包袱而“改制”抛向市场，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与提高“公益性”背道而弛。

　　刘国恩则认为，要把看病的费用降下来，现在可以做的有两件事，就是补需方和控制医疗费用。控制费用所能起的作用不大，因为现代医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不可能因为控制的需要而停滞下来，另外只控制费用不建立体制，民众照样负担不起，药品研发、换肝、换肾等本来就贵，没有互助共济，哪个都支付不起。最主要还是建立补需方的医疗保障制度，国家把钱拿出来为老百姓购买医疗服务。

　　“补供方解决不了问题。钱如果都拿给了医疗机构，谁有能力，谁又能保持天天做好事呢？没有一定的约束监督机制，靠自我约束来控制费用是不可能的。”刘国恩说。

　　网评热论

　　“曾其毅博客”如他所说，“在一片骂声中登台”，在大量的跟贴评论中，相对于大众以自身看病的经历为鉴，对曾的观点更多持有对立的观点而言，医院内人士、一线医生思考更多的则是当今医疗体制下医疗执业环境的困惑——

　　制度论

　　我不认识曾医生或者曾副局长，但同多数人一样一直十分关心国内的医疗改革。我留意到2月19日曾的讲话以及后来新浪网站的反应，曾的第一次讲话在新浪上贴出来后，后面的留言是一片谩骂。

　　中国目前的医疗现状中，医生以及医院也是受害者，医保制度的不健全所带来的社会矛盾不能转嫁给医生和医院，这无助于解决问题，反而挑起医患矛盾，最终受害的还是广大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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