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医生 态度决定医患矛盾

　　编者按：因《蜗居》当红的作家六六，分别以患者和医生的身份“卧底”上海的大医院半年，试图去揭开中国医患关系恶化的根源。她的结论并不一定正确与深刻，但为观察医患矛盾提供了另一种视角与体验——理解医生。而有的观点认为，如果不能建立良性的医疗机制和制度，单靠“理解”并不能真正解决医患冲突。

　　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他们说话谨慎，善用模糊词汇。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医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

　　我曾在手术室里看见医生一针一针缝脑膜。这是一门几近失传的手艺，费时又费力，大多数人都用人工脑膜贴上完事。我问他你为什么做这样的活啊!他答我：“我练手艺，艺不压身。”后来熟了以后，我才知这位患者来自贫困农村，一块脑膜要八百多元，医生用自己的时间和手艺，替他省了。

　　打破对医生的成见

　　2007年对我是很糟糕的一年，母亲被检查出乳腺癌。

　　术后很久，我和母亲都在讨论这个手术的意义。母亲在手术后活动起来，经常胳膊疼。她甚至一度怀疑这个手术是否真的必要。

　　而我不仅仅跟母亲讨论，也跟不同的医生讨论。我惊奇地发现，不同的医生对这个手术的必要性有完全不同的见解。一部分人认为乳房对于我母亲这个年纪的人来说，已经失去意义了，而生命高于一切，割除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另一部分医生则认为，这么早期，近乎零的癌细胞，局部清扫一下即可，创伤小，人活着不仅仅是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质量。

　　给予我不同信息反馈的两派医生，全部都是我的朋友，忠诚可靠，不涉及利益。

　　于是我知道，排除在床位、红包、回扣等等之外，医生本身之间在同一病例上都有不同的理解。医生是这样一个行业：它不是ISO9000标准管理系统，它全凭主观和经验。即使有先进的科技保驾护航，但在治疗上，依旧以个人判断以及对医学的认知水平为基准。不同的人，标准截然不同。

　　因此我有理由相信，我们对医生的了解，很肤浅，很片面，大多来源于报纸媒体等的宣扬，我们张口提及的都是医疗事故、掩盖、医药代表、过度医疗等。

　　2008年夏天，我母亲又被查出有脑瘤。这里我要提到一位医生，他姓孔，是在我母亲第一次动乳腺癌手术的时候结交下的医生。母亲对他几近于迷信，无他，他在母亲这里有权威，且愿意担当起医生的责任，是他替母亲做出决定不要化疗了，因为化疗对极早期癌症来说意义不大，还伤身体。他的一句：“你相信我，出事我负责!”让我们从此坚定地跟他走。

　　我母亲一次去见他，跟他说自己三叉神经疼，孔医生对母亲端详半天，建议母亲去做个脑部检测，他说：“我怕里面不好。”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母亲大约是几年前起，脑部生长良性肿瘤，现在长大压迫面部神经了。

　　母亲在上海华山医院接受了第二次手术。

　　华山医院神经外科大名鼎鼎，赵本山的脑溢血就是在那里治好的。我又一次与医生打上交道。医生的共性是，如果你只与他们见一两次面，你会发现他们大多冷面，难开笑脸，“冷漠”是第一印象。他们说话谨慎，善用边缘词汇，诸如大概，可能，也许，百分比。当我开始设计《心术》这本小说的时候，曾经想将这所医院的院长设计为反面典型。他是我的朋友，只有朋友可以说了不被告。带着探究黑幕的心理进院，直到后来我才明白，从院长到所有的医生，敢于敞开门让我进去看的原因是，他们觉得能写的黑幕，早就被写完了。最差不也就写那些吗?

　　你该怎样信医生

　　最终促使我走进医生的世界，从一个病患家属的眼光转为医生的视角，是缘于我偶然病倒住院。人在虚弱的时候，我发现是最悲观失望对一切产生怀疑的时候，我把医生当作精神寄托，也不断质疑他们每句话的潜意思，他们是不是暗示我，我已经病入膏肓了?他们是不是故意把我的病说得很严重，以方便榨取钱财?我在负面情绪中摇摆。

　　等我转危为安以后，决定走进医生的世界。我被医院同意，以一个医生的身份，走进了医生的世界(注，约半年)。

　　一天，我和吴教授出台会诊。

　　我坐在吴教授身后，听某女病人如下对话：“医生啊，我们那边的医生让我过来看看，说我有垂体瘤，麻烦你给看看。”

　　吴教授：“你没有垂体瘤，CT里没有任何明显指征说明你有垂体瘤。”“可我为啥不怀孕呢?”“这个你要问妇科大夫。”“妇科大夫说了，我不怀孕是因为长了垂体瘤。”

　　“可我说了，你没有垂体瘤。你相信我还是相信她呢?”“我不是不相信你，可我要是没有垂体瘤，为啥不怀孕呢?”“同志，你到底希望长瘤还是不希望长瘤?”“我不希望。”“那我跟你说了，你没有垂体瘤啊!你去妇科再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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