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就医族：去北京、上海看病让我更有安全感

　　核心提示：走进北京上海等地全国知名大医院的门诊大厅，犹如步入“迷宫”，人头攒动，挥汗如雨，数不清的各色面孔，他们不知所患何病，更“无从下手”，挂哪个科室，该找哪个医生，究竟该去哪儿做检查……这些不远百里千里挤进都市最好医院的患者，就像巨流里爬在树叶上蚂蚁，拖着危重的病体，抱着最大的希望，感受着最深的无助……

　　每天凌晨六点，上海所有的三甲医院门前，无一例外都是车水马龙状态，门诊大厅挂号的队伍，一点都不比早8点的2号线人少，有的队伍，甚至会延绵到医院大门外。

　　人群中总会有不少这样的面孔：他们有的拖着行李箱，操着一口各地方言，神情慌张地跟同行的人交代着事情；有的一手怀抱婴儿，一手牵着稍大点的孩子，不停地嘱咐着大孩子不要乱跑，总是顾此失彼；还有的，满面风霜，低头一遍又一遍地翻查手中的资料袋，生怕有所遗漏。

　　这些人往往互不相识，之间也少有交流，他们小心翼翼地一个跟着一个，生怕被后面的人抢了先。他们深知，来一趟这里有多么不易：他们将要挂到的号，可能关系着家人的生死存亡。

　　度日如年的入院等待

　　“要不是因为这次不得不来(上海)做这个心脏手术，我可能永远都无法体会到，外地人与上海人之间的区别是这么大。上海人真的太幸福了。”刚见到俞瑾时，她正在跟妈妈一起排队等待办理入院手续，这个25岁的姑娘抱怨，她已经在此排了快1个小时，但还没有排到。

　　俞瑾告诉我们，一个月前，在公司年度体检中，她被查出患有房间隔缺损（ASD），体检医生告诉俞瑾，这是临床上常见的先天性心脏畸形，患上这种病，在青年时期会表现有气急、心悸、乏力等症状，40岁以后症状会加重，并会出现心房颤动、心房扑动等心律失常和充血性心衰表现，如果情况严重甚至会直接导致死亡。

　　25岁的年龄，突如其来的疾病，让俞瑾一时之间不知所措。平时毫无征兆，怎么突然间就得给心脏动刀子？再想想，心脏手术毕竟不是小事情，老家南通虽然医疗条件尚可，但真不放心把心脏交给他们。

　　在友人的帮助下，俞瑾在了解到，上海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是国内心脏病方面的权威。不敢耽搁，5月12日，俞瑾立即转站上海。

　　“早上5点，我开着车从南通来到中山医院。中山医院离南通100多公里，很庆幸没有堵车，2小时后，大约8点，赶到了医院，找到了门诊大楼。”

　　凌晨5点从南通家里出发，8点左右，俞瑾赶到了100多公里外的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在俞瑾的印象里，上海的大医院是忙碌而整洁有序。但刚走进医院门诊大厅，俞瑾就觉得像步入了“迷宫”，人头攒动，四周除了消毒药水的气味，还充斥着各种难以忍受的汗味。习惯了家乡医院的节奏，俞瑾一时间有些晕头转向：究竟该挂哪个科室？究竟该找哪个医生？究竟该去哪儿做检查……所有思绪混在一起，就如同一团麻线，怎么理也理不清。

　　在医院门诊大厅的中央，俞瑾看到有许多护士不停地穿梭。总算找到一名不那么忙的护士，在她的指引下，俞瑾终于拿到病历单，做好信息登记，拿着写有心内科的小单子去挂号处排队。

　　

　　挂号排了将近1个小时。在医生门口等待又是两个多小时，一直到中午11点，饥肠辘辘的俞瑾才见到医生。

　　医生先是翻了翻自己的检查报告，然后拿出听诊器给她做了些简单的检查，随后便说：“你这情况是要进行手术的，但现在没有床位，如果你决定在我们医院做手术的话，我就先给你登记。之后会有专人跟你联系，确定住院的时间。”

　　“住！麻烦您帮我登记。但是，医生，我需要等多久？”

　　“看情况的，一般两三个月，快则1个多月。”说完，医生在桌上的小本子上加上了俞瑾的个人信息。

　　俞瑾瞟了一眼小本子，她的名字前面有个序号：65。这应该是排位号。

　　看完医生，两个小时赶回南通。随后的每天，俞瑾度日如年一般，不停地拿出手机，焦虑地等待医院的电话。

　　终于，一个月后的6月20日下午，正在办公室处理合同的她接到了中山医院的电话。医院通知，住院号已经排到，不出意外今天就可以顺利被安排住院，但必须赶在下午5点前到医院办理相关手续，不然，就属于自动放弃。

　　“妈，我们得赶紧去上海，医院刚给我打电话了说有床位了。你收拾一下行李，我们赶紧出发。”俞瑾一边给妈妈打电话，一边匆忙往家赶。

　　所幸，车流密集的京沪高速上，她把车几乎开成赛车，终于在下午4点多，俞瑾赶到了中山医院……

　　无处不在的医托陷阱

　　与其说是上海及北京的优质医疗资源对俞瑾们造成了致命的吸引，他们主动如飞蛾扑火一般，不畏艰险千里就医。还不如说是因为一种无奈——我国各区域间的医疗服务资源配置的差异和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才是导致他们家中就医难，千里不畏险的真正无奈。

　　但除了正常的流程关卡和障碍外，在大都市里，还有一只黑手在阴暗处对他们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对他们进行彻底的洗劫——黑医托。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2017年国家医疗服务与质量安全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显示，我国患者流出最多省份的前五位分别为安徽、江苏、河北、浙江和河南；而患者流入最多的省份，则分别为上海、北京、江苏、广东和四川。

　　上海到底有何魔力，能吸引最多的外地患者？

　　在业内人士看来，上海对就医人群的聚拢效应除了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外，和当前交通的便利、区域中心城市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倾斜所造成的虹吸效应、地方群众对大城市的向往也是有着直接关联的，而这则是快速发展中的中国涉及国计民生所有领域和行业共同具备的特征，如教育、居住、出行等；而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的直接结算，则更是为异地患者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所以，亦有声音称，反对患者到大城市知名大医院就诊是反人性和时代趋势的逆潮流行为，注定障碍重重，很难推进。

　　为方便患者异地就医，截至2017年8月，上海已经有449家定点医院开通了异地就医住院费用直接结算功能，为8.3万常住人员进行了住院医保费用直接结算的备案工作。

　　然而，在湖北籍患者李爽看来，在人生地不熟的魔都上海，初来乍到的外地人想要在这里获得优质医疗资源的眷顾，极为困难。

　　今年3月，李爽因患青光眼在去上海市五官科医院就医的路上，被“医托”拉至某不知名中医院门诊部就诊，花去药费3850元，令他气愤的是，处方单上的中药成分仅仅相当于凉茶配方，只有清凉泻火的作用，成本价约为140元。

　　“一个50岁左右中年女人上前找我搭讪，她告诉我，五官科医院的号很难排到，能排到的技术都不行。她还说自己以前也得过这种病，结果在中医门诊部让一个教授治好了。她说得很认真，让我不得不相信，”李爽无奈地表示，“谁能想到连看个病都有陷阱，一不留神就会上当受骗？”

　　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上海瑞金医院、华山医院、中山医院、仁济医院等知名三甲医院、知名专科医院挂号处及周边区域，医托确实存在。他们多以虚构、夸大事实等方式，诱骗来沪就医的患者到许多民营机构就医，高价销售以极低价格购进的药品牟利。

　　

　　在外地就医的道路上，还有许多人像李爽一样，一不留神就听信“去‘知名中医医院’看病有人带路，看‘专家门诊’不用排队”等宣传，不仅蒙受经济损失，更延误病情。

　　各大城市都在加大打击医托的力度，在北京和上海外地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打击医托的宣传标语随处可见。

　　一走出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一个醒目的大牌子就映入眼帘：北京市公立医院已实现网上预约挂号。请广大旅客不要相信游走的医托，以免经济蒙受损失，延误病情。

　　2017年1-6月，上海查处医疗机构违规发布医疗广告15起，移送通信管理部门关闭网站87个，其中涉嫌医托的41个。2014年，上海警方更是成功捣毁全国最大医托诈骗团伙，抓获涉案人员160人。

　　出门求医万事难

　　除了医托陷阱，异地就医还会面临其他难题。山西晋城的胡新颖告诉我们，陪父亲去北京协和就医的经验，让她深深的感受到了“出门万事难”。

　　2014年6月中旬，胡新颖的父亲突发高烧，连续两个礼拜一直处于高热状态，体温一度飙高至40°C。“我爸当时一直发热不退，整个人瘦了近20斤。这么烧下去，就算是机器也耐受不了，更何况是人。”胡新颖告诉小九，当地市人民医院检查了许久，都没有查出病因。

　　

　　“就这样，我眼睁睁的看着他在我们那里人民医院的重症监护室住了一周，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整个人烧得吃不下饭。没有意识，生命体征极其微弱，”面对这样的情况，胡新颖如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无计可施，“什么办法都没有，真想抽自己大嘴巴。”

　　在家人全部陷入悲观之时，朋友告诉她，北京协和医院是国内数一数二的医院，许多疑难杂症都能治愈。但问题是，想要转去协和医院绝非易事。

　　作为全国疑难重症诊治指导中心，北京协和医院面临“全国人民上协和”的巨大需求，京外患者及初诊患者较多。据相关数据统计，2017年北京协和医院全年门诊量达到369.8万人次，日均门诊量1.5至1.7万人次，是一般市级三甲医院的5至6倍。

　　为了能够送父亲去北京协和医院就医，胡新颖动用了手上的一切关系。最终，在熟人委托熟人的情况下，胡新颖总算拿到了去协和医院的“资格证”。不敢有任何耽搁，她帮父亲办理了转诊手续。

　　来到协和医院后，胡新颖却傻眼了，有“资格证”并不代表拥有着特权。父亲在进入协和医院后并没有被安排到科室病房，而是直接进入了急诊科。“到医院后，医生给我父亲进行了一些常规性的检查，如血压、心跳、体温测量，之后就在外面走廊里加了一张移动床。就这样，我和我母亲两人陪着父亲在医院的地上躺了四五天。”胡新颖说，“每天护士给我们各种各样的检查单，我们的工作就是，拿着单子，推着父亲到各个窗口、诊室做检查。”

　　就此情况，我们采访了中国医科大学航空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尹吉东，他表示，当许多患者一窝蜂过来就医时，原则上，医院会按照转诊患者病情的轻重缓急而决定抢救的先后顺序。“当然，大部分医院的急诊也会在脑卒中、胸痛、脑创伤及综合急诊上设有绿色通道，满足患者的需要。此外，急诊科的床位基本上会优先保障危重症患者使用。”

　　在安顿好父亲后，胡新颖开始找自己和母亲住的地方。现在回想起来，在北京的陪父亲看病的时间，是胡新颖迄今为止过得最为艰苦的时光。找遍了医院附近条件稍微好些的旅馆，都被告知没有空房。庆幸的是，协和医院旁边有一些地下室专门用来出租给患者家属，最终，母女二人住进一个狭小的地下室。

　　胡新颖回忆，这个10来平方的房间80元—100元一天，没有独立厨房和卫生间，每天，母女二人需要跟一层楼的患者家属挤一个卫生间，每天的午饭，母女二人也只能在医院门口的快餐厅解决。

　　“生病对患者而言都是极为难受的，家属也一样。在担心家人病情的同时，还要承担陪护的义务。这样下一来，简直身心俱疲。”至今回忆起来，胡新颖仍心有余悸。

　　父亲在医院的地上躺了4天，第五天早上，护士跑过来告诉胡新颖，他们今天就会将胡爸爸推到楼上的感染科，在那里可以分配到固定病床位。在胡新颖看来，有床位就意味着可以接受治疗了。

　　果然，一小时后，父亲被推到感染科病房。胡新颖扫了一眼病房内的环境：该有的都有，整齐划一，这让她很满意。没过多久，护士把胡新颖叫去医生办公室，医生告诉她：父亲可以被安排开始接受各项治疗了。

　　胡新颖知道，只要开始接受治疗，一切就会按照好的方向发展。数天的焦虑和绝望总算暂时放下，父亲终于有救了。

　　如何破解外地就医难？

　　虽然以上几个受访者的求医结果都还算理想，但他们的遭遇在汹涌的异地求医大军中算是幸运的。

　　身在上海，我们接触到更多的求医路不顺利的外地患者。而他们的遭遇，则真实的诠释了“在家千日好，出门处处难”的古语。

　　从数据来看，上海和北京是我国外地患者流入最多的地区。

　　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有35.76%的异地就医患者流入上海、北京，占外地就医人数近四成，其中上海流入18.93%，北京流入16.83%。2016年上海收治的异地就医患者比例上升，北京则有所下降。

　　“大医院拥有最好的设备、最好的场地和最高水平的医生，尽管在医院管理、医疗效率等方面可能并非最优解，但高度集中的医疗资源使得患者只有在大型三甲医院才能够获取最优质、最可靠的医疗服务，从诊疗行为的选择上无可厚非。”在谈及外地患者异地就医背后的深层原因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医疗管理与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蔡江南表示。

　　拖着奄奄病驱辗转千里，跨越沧海桑田，见证世俗变换，在陌生的繁华都市里见证着诸多从未遇到过的不如意和挑战，而唯一不变的依然是中国医疗的顽疾——看病难。

　　所不同的在基层是看不好病，而在大都市里是看不上病。

　　当然，让所有患者聚集到上海和北京，绝非医改本意。

　　长期以来，北京和上海的大型三甲医院就诊“三长一短”问题就尤为突出：挂号排长队、就诊排长队、缴费排长队，看病时间短。医院门诊管理面临巨大压力。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为例，作为全国知名的三甲医院，其日门诊量高达1.3万人次，而在皮肤科、神经外科、骨科等特色科室，每天更是人潮涌动、拥挤不堪，患者挂不到专家号、挂号后排队等候数小时的情况比比皆是。

　　“成百上千的患者同时涌入医院，是造成看病需到处排队的症结，也是造成黄牛扰乱医院预约资源的主要因素。”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门办主任王兵介绍。

　　如何打破这一怪圈？

　　近年来，为提升患者就医体验，促进大医院优质资源下沉，提高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国家一直力推分级诊疗制度。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门诊办公室主任杨骅表示，分级诊疗倡导“小病慢性病到社区，大病重病到大医院”，把真正的疑难杂症的病人留在三甲医院，把一些普通慢病留在基层。让专家诊治专长范围内的病人，才能让有限的优质医疗资源发挥最大效能。

　　另一方面，分级诊疗也能够改善门诊“三长一短”的问题，逐步转化为一长一短（就诊时间长、等待时间短），一多一少（预约手段多、医疗费用少）。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外地患者对上海、北京等知名大医院的感观也许有些夸张，但在目前的医疗领域行业现状和基层卫生机构水平难以快速提升、满足患者实际需求的情况下，外地患者普遍用脚投出了对“大病不出县、看病在基层”的意见票。距离国家所倡导和期望的缓解基层看病难，劝止患者无序就医流动，改变“全国人民看协和”的意识，估计只能用革命先贤孙中山的那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来总体概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