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尝试药房托管 专家称此举不能实现医药分开

　　“廉价的医疗，没有安全的保障”

　　《新民周刊》：我们的新医改方案一直强调，推进“安全、有效、方便、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在你看来，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与优质、安全的服务，可以两全吗?想要兼顾二者，是否依然是新医改方案的一个美梦?

　　廖新波：新医改中所列的廉价的医疗卫生服务与优质、安全的服务两全，一定是矛盾的，这是没有经济学头脑的人说的。我认为，廉价的医疗服务与优质、安全的医疗服务难以两全，我们一定要让社会都知道：廉价的医疗，没有安全的保障。

　　比如，护士重不重要?我们常说三分治疗、七分护理，据卫生部现有标准，我国三级医院临床一线病房的床护比是1 ∶0.4(即100个床位需配备40名护士)，但在物价收费里，护士的收费是很少的，因此医院不乐意请护士，所以就导致了很多医院的床护比达不到卫生部的要求，有些医院的床护比甚至是1：0.1、1：0.2等等。病人在医院做完手术，不该动的骨折的腿动了，造成了医疗事故;病人本来一天应该翻身几次，但没有达到要求，褥疮就产生了;还有洗头、吸痰等项目，虽然有费用，但非常之少，现在我们的护士洗个头6元，你去问问，连在农村洗个头都不止6元!病人来到医院，没有得到应有的护理，这就是医院的过错，但是医院在没有政府补偿的情况下，不可能请那么多护士，所以就造成了危机四伏。

　　这就是一个价格与质量的辩证关系，我们不能够片面地以低价要求医院提供优质服务。为什么我们要提出要用低廉的价格，而不用一个合理的价格呢?

　　这又涉及到医疗成本问题，如果我们计较一次的成本，而没有看到一个连续的过程，或者说没有把这个病彻底地治好、治一半就放走了，这所造成的成本是很高的，甚至会影响“双向转诊”。

　　4月16日，我就是从北京回来，参加医院质量控制和评估体系建设的一个研讨会，就是在医院的质量控制方面如何去做好医院的本职工作，在这个会议上，我也提出，质量控制需要钱的，人员的培训、设备的购置等等都需要钱。

　　但群众的感情是很朴素的，他们不知道医院的运作、政府的投资机制，他们会说：你廖新波就是在为医院说话。我很理解群众的这种心情，因为看病确实贵，贵到该收费的没有收到、不改收的收了，就是通过一些“大处方”来增加医院的收入。

　　我是在为谁说话?我是在为公正说话，为群众得到更好的医疗说话，我希望群众理解我。

　　药事服务费是变相的“以药养医”

　　《新民周刊》：在你看来，改革“以药养医”、“以药补医”的体制沉疴，我们尚有多少可以作为的空间?

　　廖新波：需要政府付出更多，原来钱是从市民那里来，羊毛出在羊身上，现在要政府真金白银地投下去。

　　《新民周刊》：你认为，如何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刚刚讲的“看病贵”、“看病难”的问题?

　　廖新波：还是政府投入。我们不要回避这个问题，所以人家说我说话很直。不是政府投入，难道是我们发挥革命人道主义、救死扶伤、不计报酬的精神，做一个真正的“天使”?做不了的，“天使”也要吃饭的。

　　因为群众看病自己掏腰包多了，多到不能忍受，会导致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必然会引起社会问题，所以政府就要关注到。因为医疗问题引起的外部效应太大了，政府就必须要去干预，这是政府的责任!政府的任务就是五项，即制定法律、纠正扭曲的政策环境、保护环境、解决贫困人口的生存问题以及建立基本公共设施，医院也属于基本公共设施。

　　政府在新医改中应该扮演主导角色，政府去制定政策、监督落实，提出一些技术指导。

　　《新民周刊》：对于收取药事服务费，你怎么看呢?

　　廖新波：我个人认为，收取药事服务费其实是一种变相的“以药养医”。这有一部分学西方的，但现在西方都不用药事服务费了。

　　如果要逃脱“以药养医”这个影子，就不要叫药事服务费，你就在其他该收的、合理收的项目上提高，就行了，不要专门列一个药事服务费，这不是制造矛盾吗?!不是对“医药分家”不彻底的一种表现吗?!我认为，大大方方取消了之，该补就补。

　　《新民周刊》：医院以往出现的那种先付费再收病人这种情况，会有所改善吗?

　　廖新波：希望我们的医改有一项是专门落实应急机制的，一个完整的医疗保障体系、医疗救助体系、诊疗体系的建立并不是这么容易的，应该是从多方去考虑。其实，包括没人认领的交通事故情况、弃婴、重大疾病以及地震这样的自然灾害的援助，都应该有一个紧急医疗系统的制度去维护，不要让医院来背，医院是背不起的。

　　所以在新医改方案里面也提出，“完善重大疾病防控体系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机制”，对一些重大的公共卫生事件、交通事故等的医疗救治，由政府来埋单。但是，要怎么去实现?制定一个制度去维护公共卫生应急机制?关键在这里。

　　所以，如果真正按照新方案去做，前途应该是非常光明的，群众也是受益良多的，方案提得很好，关键是我们怎么走?虽然新方案是有些矛盾之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政府、从业人员可以在实践中去融合，找到一个平衡点。

　　《新民周刊》：你怎么看待医院“药房托管”模式?比如，南京市从2006年开始大规模推行“药房托管”模式，目前南京市156家二级以下医疗机构全部实行“药房托管”。(医院“药房托管”是指，医院药房实行企业化托管经营，医院所有者通过契约形式，将医院药房交由有较强经营管理能力，并能够承担相应经营风险的法人去有偿经营。)

　　廖新波：“药房托管”其实是把医院的一杯羹分给企业了，这也是我非常不赞同的。人民群众的钱不单只是养活了医院，也养活了企业、中间商、托管商。我认为，“药房托管”做得再大，都没有实现“医药分开”。

　　《新民周刊》：参与制定医改方案的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中科院院士曾益新近日透露，“医药分开”将首次提出一个具体操作方法，即探索把门诊药房从医院剥离出去，交由独立于医院之外的社会力量经营管理，与社会药房展开同等竞争;医生开了药，病人可以到任何药店配药，但住院药房还是要由医院经营……对此，你怎么看?

　　廖新波：我觉得这是手段之一，但并非唯一的操作方法。把门诊药房从医院剥离出去当然好，病人也喜欢，但我们要考虑到药的安全性问题，考虑入药条件、入药途径是否安全，有没有人去监管、去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