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试管"女孩和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20年

　　1978年，世界第一例试管婴儿诞生。10年之后，中国第一例试管婴儿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诞生。如今，辅助生殖技术问世已经30年，走进中国整整20年，全世界通过此项技术出生的孩子超过200万名，中国也有数万名。与此同时，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有关心理、伦理、法律和社会问题的争议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试管里的“婴儿”

　　操作台，洁净无尘；培养箱，恒定在37℃；房间的空气是过滤过的。显微镜下游动的精子，与安静的卵子在医生的帮助下融为一体。2月22日，站在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的实验室里，我国大陆首例试管婴儿郑萌珠说，自己第一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神奇。

　　1978年，世界首例试管婴儿在英国出生。“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无异于天方夜谭。很多人认为，试管婴儿就是胎儿在一个大玻璃管中长大，长到足够大时，把玻璃管砸碎取出孩子就行了，甚至认为从此以后妇女不再有分娩的痛苦，医院也不用设妇产科了。”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庄广伦教授回忆说。

　　俗称为“试管婴儿技术”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包括常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和植入前胚胎遗传学诊断技术。常规技术就是分别将卵子与精子取出后，置于试管内使其受精，再将受精卵移植回母体子宫内发育成胎儿，这一技术主要适用于女性输卵管梗阻性不孕。“过去人们对试管婴儿的认识有误区，以为他们不是父母的亲骨肉，其实试管婴儿也是通过父母双方的精子和卵子结合的后代，婴儿要依赖于母体才能正常成长。试管婴儿只是解决了生育过程中某个环节存在的问题，医生只是在其中帮了一小段忙，仍然需要人体原来正常的生殖机能的许多方面作为保证。”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乔杰介绍说。

　　1988年，我国大陆第一例采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女婴在北大三院呱呱坠地。随着技术的进步，又衍生出了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ICSI）、植入前遗传学诊断（PGD）等技术。运用这两项技术的试管婴儿分别于1996年、1999年在广东诞生。辅助孵化和卵子冷冻、未成熟卵培养等国际最新技术也在我国获得成功。我国首例、世界第二例同时采用冰冻精子、卵子、胚胎的“三冻”试管婴儿于2006年1月在北大三院诞生。

　　截至2005年的不完全统计显示，我国实施了10多万例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3万多名新生儿来到人间。国内得到批准可以开展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的医疗机构超过百家。“第一集团军”北大三院、中信湘雅不孕与遗传专科医院、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呈三足鼎立之势，“湘雅”和北大三院年试管婴儿的实施例数都在2000例以上，“中山”1000多例。

　　“取得今天的成绩，一是靠大家肯动脑子，二是靠规范的管理。”庄广伦教授说。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好了，利国利民；管不好，祸国殃民。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体系是我所接触到的学科专业中最为严格的一个，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一个。”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中信湘雅不孕与遗传专科医院院长卢光?说，2001年，卫生部颁布的《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被视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行业管理的里程碑。随后卫生部又颁布了相关法规和实施细则。各项规章的出台，为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设立了门槛，从硬件配备、人员资质到校验审核都进行了严格限制。法规颁布并修订后的短短3年时间里，多胎妊娠率就从7.1％下降到3.1％，胚胎冷冻率从24.2％上升到51.6％，大大提高了胚胎的累积利用率。

　　医护人员还应是心理咨询师

　　北大三院生殖医学中心一层的候诊大厅，总是人满为患，不少患者就在医院旁边租下房子，等待结果。“开始我对他们为什么不回家感到不解，慢慢才明白，他们不愿意回家面对难以承受的压力，这种压力并不比身患绝症轻多少。他们中很多人的家庭濒于破裂，无家可归。”乔杰说。

　　完成一例试管婴儿的花费超过3万元，且成功率并非100％，对于一些完全没有希望的患者，医生通常建议患者不必花冤枉钱了，但有的患者却执意非做不可：“做这个试管婴儿，我就有这个家；不做，我就没有家了。”

　　“不走这个过程，一辈子都会遗憾。”很多患者见到乔杰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们的最后一站了。”

　　乔杰说，生殖医学中心的医务人员，不仅是需要运用技术手段的妇产科大夫，还是心理咨询师。在生殖医学中心，病人看病时间尤其长，夫妻矛盾、婆媳矛盾，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医生都要问到，咨询的时间比确定治疗方案的时间要长很多。

　　“不孕不育作为一个不容回避的社会问题摆在医务人员面前，也使得医务人员掌握社会学、哲学、心理学等多元化学科知识成为当务之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冯云教授提出，应当积极倡导多元化的学习氛围，使从事辅助生殖的医务人员除了扎实的临床专业技能外，还能给予患者更多的心理支持。

　　5年前，曾接受过双侧卵巢巧克力囊肿剔除术、合并输卵管不通的患者李女士找到乔杰。在此之前，她已经在其他医院做过两次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术，但都没成功。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李女士来到北大三院。之前多次不成功的经历让她十分紧张、焦虑。在治疗过程中，一个小环节上的误会让李女士怒不可遏，甚至还找来了媒体记者，但乔杰对李女士的过激反应并没有感到意外。经过精心治疗，李女士终于如愿以偿喜获“麟儿”，喜出望外的她给儿子取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圣杰”。“后来我遇到好几位患者，都是她推荐来的。一了解才知道，她在从北京回老家的火车上，一路上都在宣传我们中心。”回忆起这位从要给中心“曝光”到把医生的名字含在孩子姓名之中的患者，乔杰说，不孕不育对女性身心健康的影响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背负着种种压力的她们更需要积极的心理疏导，以帮助她们树立战胜疾病的信心和勇气。

　　永恒的伦理话题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未来20年中走向如何？中华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主任委员王一飞教授认为，“成功率”和“安全性”是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未来发展的两个关键词。

　　“简单将分娩率视为成功率并不十分恰当。”王一飞教授指出，将试管婴儿实施例数、临床妊娠率、活产率作为衡量生殖中心技术水平的评判标准有待改进。“成功”并不能简单定义为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让不孕妇女怀孕生产，而应当视作通过对夫妻双方全面的诊治，分析不孕原因，在诸多选择中选择最适合他们的一种方式，最终解决不孕不育的问题。

　　乔杰对此观点表示赞同。她说，北大三院生殖医学中心目前日门诊量在300人次~500人次，2007年全年门诊总量近13万人次，其中10％~20％需要复杂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其他通过药物治疗、简单的人工授精、腔镜手术、促排卵药等就能够解决。体外受精胚胎移植只是人类辅助生殖技术之一，适用于运用其他方式难以奏效的患者，并不是唯一最佳方式。

　　王一飞强调，现在国际上对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成功率的新定义是将足月单胎活产视为最终目的，强调治疗时间越短越好，病人不适及并发症越少越好，病人的经济负担越小越好。通过搭建多学科交叉的学术梯队，为患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的治疗方案，降低病人经济负担。“国内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发展应当跟上国际发展的时代潮流。”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在给千千万万不孕不育家庭带来幸福和希望的同时，也给人类带来了诸多风险。促超排卵药物的使用使母体的雌激素水平增高，是否会增加致癌风险？对精子、卵子和胚胎的操作是否会引起损伤？脱离母体环境的不成熟卵细胞在体外成熟是否会增加先天缺陷的风险……种种疑问，目前人类尚未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