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监管与医师维权不能只靠行政渠道

　　轰动全国的1025浙江省温岭市杀医事件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天。此次事件成为了点燃全国医务人员情绪的导火索，爆发了全国性的医务人员团结签名，拒绝医院暴力。如何才能避免伤医杀医事件的一再发生？如何才能维护医护人员的权益？

“医疗行业监管与医师权益维护”分论坛现场

　　在第七届中国医院院长年会“医疗行业监管与医师权益维护”分论坛上，来自行政线、学术线和监督线等不同方向的专家、官员齐聚一堂，就医疗行业监管与医师权益维护从各自的领域出发，畅谈了各自的看法。

　　医疗纠纷不是单纯的易患关系恶化，而是社会多个问题的具体体现

　　医院是一个24小时全天开放的公共场所，一旦医院有恐怖事件发生，后果不堪设想，而医院的开放性也大大地降低了对危险事件发生的防御性。自2012年3月哈医大王浩被害事件始，在两年不到的时间里，全国范围内连续发生了多起伤医、杀医事件。而惨烈的1025浙江温岭市杀医事件，则将全国各地的医务人员彻底凝聚到一起，引发了一场医疗界内轰轰烈烈的“拒绝医院暴力”活动。

　　事件之后，院长们、卫生行政部门的官员们、大学里的相关研究员，却必须冷静下来，采取措施应对医院暴力，并探索这背后隐藏的种种原因。

　　群众之所以对医疗行业心怀不满，甚至怨恨到要诉诸暴力，温岭市卫生局副局长俞妙祥在论坛中分析了三个原因：

　　第一，我们国家长期对卫生事业的投入严重不足，造成政府没有为群众提供满意的公共医疗产品，使群众对政府的不满部分地反映到了对医疗行业的不满和对医院的不满上；

　　第二，第二轮医改以来，在这十年到二十年的时间里，政府实际上把公立医院推向了市场，医院必须自负盈亏，在这样的背景下，老百姓对公立医院产生一种错觉：医院和医生都是以盈利为目的；

　　第三，随着改革开放以后，卫生系统内部出现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许多都成为了社会热点问题，如收红包、药品回扣、大处方大检查、过度治疗等，这些负面的问题都严重损害了医护人员的形象。

　　这些问题都让群众不再对医生这样的专业人士抱有感激和敬畏之心，医疗资源的匮乏、医疗成本的不断上升、加上医疗行为本身存在的不确定性以及普通民众对于医学的不了解……种种原因交错，造成了医患关系的恶化。“医疗纠纷的产生不是单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问题，更是社会多个层面上的问题，是这些复杂的、深层次的问题的具体体现。”俞妙祥表示。

　　解决医疗纠纷，领导要有魄力

　　在温岭1025杀医事件发生后，温岭市卫生局按照卫计委要求，加强安保力量，设置安检门等，通过各种手段保障医护人员人身安全。“但我们其实都知道，这种做法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俞妙祥有些无奈。

　　在医疗纠纷解决的问题上，天津市卫生局副局长申长虹则分享了他们的做法，即纠纷赔偿金额在一万元以下的，由医院自行解决，如果纠纷赔偿金额在一万元以上，则只能通过投诉到医调委要求进行调节，或直接诉诸法律将医院告上法庭，走法律赔偿程序。

　　“我们也有一些人跑到市政府来告的，但是政府领导有魄力，直接发了市长令，不按照这两条道路解决医疗纠纷的，医院就降级，领导就处分，不管是谁找到市政府，政府也不会开这个先例。领导强有力的支持对我们解决医患纠纷有非常强的推动作用，这样我们就能放开手解决。”申长虹表示。不让医院作为解决医疗纠纷的主体，而引入了第三方的力量，这样医院就能够更专心地专注于医疗，而不是将精力浪费在医疗纠纷上。

　　医学模式转型过程，医患纠纷的处理不能只诉诸于行政渠道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研究员院长张大庆教授在论坛中指出，我们目前处于社会经济发展转型时期，同时，医学模式也处于变化转型的过程，医院作为特殊的社会服务行业，其社会服务应当加强。应当明确，医学是一种服务体制，而不是纯粹的科研体制，也不是单纯的疾病诊治处理体制。

　　因此，医院不仅要满足患者就医的需求，更要建立专门的社会社工的社会部门，来专门管理、研究、处置一部分人的需求，这些需求包括心理、法律、社会上的各方面的需求，能够缓解病人医疗之外的需求。“目前医患纠纷大多诉诸于行政渠道，但实际上我们应当有一个更好的法律处置的渠道，”张大庆表示，“医学充满不确定因素，我们应当让老百姓理解医学，理解医生，理解医生作用的局限性。医生能治病，但他未必能救命，如果有更多的老百姓能够了解医学常识，有人安慰和满足他们的需求，相信医患关系就会得到更好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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