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重金属污染威胁4000万人饮用水安全

　　留下长久的痛

　　4月2日，记者于三十六湾山腰处看到，矿区一片死寂，悬崖峭壁上布满了“独眼龙”(指没有被打通、不能通风的矿口)，炸药爆炸后、大火焚烧后的山谷一片狼籍，空气中散发出焦炭味，山脚下，枯水期的陶家河像一条死气沉沉的大蟒蛇，远处塘官铺水电站的大坝已被尾砂吞没。

　　在甘溪坪村至坦下坪村一带，这里曾是平坦的耕地。30多年前，临武县将这里树为“农业学大寨”的玉米样板基地。而今，这1200亩沃土全部被尾砂淹没，大部分村民只能靠“吃低保”来生活。河床平了甚至超过许多村民的屋基，居民不得已在门前筑了一道防水墙。村民感叹：“人家安防盗门，我们筑防水墙！”为此，2007年底至2008年初，临武县财政拿出3000多万元为甘溪坪村126户家庭整体搬迁。

　　临武县县委书记范儒平说，整个陶家河流域，还需要搬迁的村民较多，治理费用巨大，仅河道疏浚工作，动辄以亿元计。

　　官、商、黑社会勾结，多、小、散、乱的疯狂掠夺，给三十六湾的安全带来了极大隐患。采矿事故频繁发生，涉黑事件每年发生数十起。“更要命的是，10万采矿大军挤在山谷里，一旦山洪暴发就会发生巨大危险。”范儒平说，“所以，天一下雨我们都不能睡觉，必需全部上山搞检查。”

　　水电产业原是临武、嘉禾、桂阳的优势产业，由于尾砂淤积，大坝失去蓄水功能，水利电力设施遭到毁灭性打击，有相当一部分乡镇的电站、电排、水泵、大坝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直接损失超过2亿元。

　　临武自身治污应接不暇，下游的粮食、饮用水、灌溉、补偿等问题也找上了门。为此，出于稳定与民生需要，嘉禾、桂阳等地政府做了不少工作。以饮水问题为例，嘉禾近年完成11处人饮工程，用于解决沿岸受污染区4个乡镇20个自然村近万人的饮水问题；桂阳先后花费数百万元建成6处人畜饮水工程。有桂阳的官员抱怨：“别人生病，为何要我们吃药？”

　　嘉禾县常务副县长王建球说，陶家河在嘉禾境内长24公里，流经龙潭、行廊、肖家、普满4个乡镇的10个行政村，土地面积3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19870亩，由于长期受到污灌及尾砂淤积影响，被污染的耕地面积已达16014亩，占10个行政村耕地总面积的81%，大部分农田难以恢复耕种。

　　按照“谁污染谁负责”的原则，下游的百姓与官员去找临武。但临武的污染由来已久，而“环境保护”是一个较新的名词。合法的、非法的矿主们早带着财富走出了深山，责任自然落到了当地政府。

　　2008年，临武县全年实现财政收入3.2亿元，财政支出5.4亿元，财政收支缺口超过2亿元。临武县县长赵宇说，关停三十六湾矿区后，对“靠财政吃饭”的临武来说影响很大，此前，国税、地税两项加起来有1亿元左右，现在没有了，就业岗位也减少了，“短暂的繁荣之后，留下了长久的痛。”

　　临武县的官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控制住三十六湾的资源后，政府将牵头对11个有证矿进行重组，切断污染源来之不易，至于历史遗留问题，各级政府都在努力想办法，县级财政会更加艰难，但守土有责，“牺牲我们一届(班子)，下一届就能看到希望！”

　　从水质良好到污染不断加剧，湘江重金属污染正一步一步地威胁着流域附近4000万人口的饮用水安全以及生产安全。据专家介绍，污染原因多为历史欠账多、粗放式发展、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

　　从水质良好到污染加剧

　　作为湖南的“母亲河”，湘江出现“质”变不过半个世纪。

　　1957年，湖南省卫生防疫部门对湘江进行监测，报告显示水质总体良好。但到1966年，湘江中便监测出了铬、铅、锰、锌、砷等重金属。

　　1971年，湘江流域已出现部分江段饮用水重金属严重超标现象。同年11月，湘江边的衡阳发生了中国环境史上第一次因江河重金属严重超标而出现的居民饮用水供应被迫停止数天的事件。1978年，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给中央有关部门的报告分析指出，湘江已成为国内污染最为严重的河流之一。

　　“同中国绝大部份城市和地区一样，在经历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初步探索阶段，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湖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长期存在规划滞后、科技滞后、管理滞后、观念滞后等问题，导致湘江重金属污染状况不断加剧。”湖南省环保局局长蒋益民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根据湖南省环保局1981-2000年湘江的水质监测数据表明：湘江总体水质在自上世纪90年代呈恶化趋势，主要污染源为工业污染和生活废水污染，工业污染中重金属污染明显，株洲、湘潭和长沙河段污染最为严重。

　　2000年之后，湘江污染呈现新的特征。资料显示，“十五”规划以来，湖南的汞、镉、铬、铅排放量位居全国首位；砷(砒霜)名列甘肃之后居第二位；二氧化硫和化学耗氧量(COD)的排放量居全国前列；在“长株潭城市群”中，以万元产值排水量为例，湘潭、株洲2个城市的万元产值排水量位列全国113个重点城市前5位，仅低于四川泸州、广西南宁；按现行饮用水源评价标准，湘潭几乎全年不能达标；在湘江枯水期的5个月，“长株潭”河段镉浓度严重超标。目前，长沙是全国省会城市中污水处理率最低的城市，湘江流域还没有一个县城建有污水处理厂

　　污染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湘江流域局部的正常供水被打断；因重金属超标危害人体健康的事故时有发生；鱼类大幅减少，数以千亩计的农田不能耕种，有相当地域的鱼类、粮食、蔬菜不能食用。

　　重金属污染成因

　　“很小的时候，妈妈就告诉我，湘江的水不能喝。”1966年出生的唐明成告诉记者，他两年前回到老家衡阳任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下称“水口山集团”)董事长，一是为推进企业的资产重组，二是为推进企业的环保建设。

　　位于湘江河畔的水口山集团，有着113年的历史，正是这家赫赫有名的企业，由于过去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粗放式发展，成为了湘江重金属污染历史欠账的“大户”。在生产高峰期，企业二氧化硫年排放达到2万吨以上，年产生工业废渣15万吨以上，日排放工业废水4000吨以上，重金属污染主要为铅、砷、锌、铍等。

　　“粗放式发展、历史欠账多只是一方面。”陪同记者采访的湖南省环保局副局长王会龙分析，湘江重金属污染的原因，还与科学技术落后、环保投入不足与意识不够、资源盲目开发、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等方面有关。

　　从株洲湘江大桥望去，位于株洲清水塘工业区的霞湾港烟囱林立，天地灰蒙蒙一片。“这里原有二十三口(清水)塘，如今只剩一口清水塘。”在霞湾港通往湘江的总排污口，王会龙指着外流的废水说，“水的颜色还不稳定，色度本身就是一项指标，中盐株化集团一个正在施工的项目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排液污染物有几十种，牵涉多种工艺技改流程，而每个流程又需要资金支撑。”

　　在湘潭电化集团毗邻湘江不足百米的后山上，零乱堆放着约50亩电解锰渣和各种生活垃圾。湖南省环保局污管处副处长汤宏说：“企业固体废物储存不规范，遇上下雨天气，电解锰渣就渗透到了湘江。湘潭电化曾尝试对这些渣土进行制砖，但强度不够，需要技术突破。”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了有相当部分企业因环保意识不够，没有办理环境影响评价和审批手续，执行环保“三同时”( 对环境有影响的基建等项目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困难，偷排、漏排现象时有发生。就在今年3月，湖南省环保局在“长江环保执法行动”中对长沙、株洲、湘潭等5个市300家企业进行督查，发现有偷排行为的企业有17家，环保设备部分停运的有9家，超排的有11家，偷排、漏排现象严重。

　　河流底泥重金属富积，也加大了湘江治污难度。2006年1月，株洲水利公司对霞湾港清淤导流，结果使大量含镉废水排入湘江，造成了“镉污染事件”，导致长沙、株洲、湘潭水质出现不同程度污染。

　　每年直接经济损失40亿元

　　作为全球极具盛名的“有色金属之乡”，湖南有10种常用有色金属产品产量居全国前3位，其中铅、锌、锑产量均居全国首位，有色金属采矿、选矿和冶炼自然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手段。

　　因高耗水、高排污特点，冶金、化工等行业大多依水而建。数据显示：2005年，湘江流域的工业总产值占据了全省工业总产值的81%；2008年，湖南GDP跨入“万亿俱乐部”之际，有色工业总产值也跨过了1000亿元大关。

　　沉甸甸的数字需要“细胞”支撑。在湘江流域，分布着株洲冶炼集团、水口山集团、中盐株化集团、湖南海利化工集团、湘潭电化集团以及华菱钢铁集团旗下三大钢铁企业等国内行业规模名列前茅的企业，大部分为中国“一五”计划和“三线”建设时期布点的老工业企业，这些“大块头”以及数以万计的冶金、化工、建材、轻工、机械等中小型企业，也就成为湘江治污的重点和难点，并产生了郴州三十六湾、衡阳水口山、株洲霞湾港、湘潭竹埠港4大治污“主战场”。

　　王会龙认为，受重金属污染后，湘江水环境质量严重下降，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对饮用水安全构成威胁，对水生态系统造成破坏，使农业和渔业减产，“由此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每年高达40亿元以上。”

　　边污染边治理？

　　湘江是我国著名的三大家鱼产卵场区之一，随着水环境重金属污染加剧，湘江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渔业产量目前不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1/3，回游性和半回游性鱼类几近灭绝，在株洲霞湾港区，常年采集不到任何水生底栖生物。

　　2006年，株洲天元区新马村超过150位村民在体检中被查出慢性镉中毒，湖南相关调查组的结论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个区域土壤中含镉本底值高、区域内工业污染源的排入、农业生产中施用高镉化肥等多种原因形成，该区域耕地土壤已受到镉污染，稻谷中重金属含量超标，不宜食用，叶类蔬菜中重金属含量超标，应限制种植。

　　是重复发达国家城市化发展“先污染后治理”或者“边污染边治理”的老路？还是探索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实际上，早在20多年前，湖南一直在致力于“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的实践，他们编制了全国第一个比较系统的区域经济规划体系，取得了交通同环、金融同城、环境同治与产业聚集等初步成效，贯穿三市的湘江生态经济带建设也迈出了较大步伐(详见2006年3月和2007年5月本刊分别刊发的《“城市群之惑：长株潭24年经济一体化实践调查》和《全国6省份争夺第三个新特区名额》)。

　　2007年7月，“长株潭城市群”获批国家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治理湘江重金属污染，推动湘江经济带文明，也就成为了湖南‘两型社会’建设的重中之重，”蒋益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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