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7日晚上8点,49岁的刘莹在光谷方舱医院住了10天后,顺利出舱了。
刘莹的朋友、亲人在舱外已经等候多时,给刘莹送去了各种零食水果。刘莹拿着大包小包上了大巴,她将和大巴上的另外二十几名患者一同去往酒店隔离点,再隔离14天。再下一站,就能回家见到自己86岁的老母亲。
刘莹和病毒的博弈算是胜利了,能出舱,她很高兴。这意味着她离家又更近了一步。
“唯一的出路”
接到社区通知要去方舱医院,刘莹内心充满了无奈和不情愿,加上在酒店隔离期间积压多日的恐慌与焦虑,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刘莹确诊为新冠肺炎的时间较早,2月9号,她就被通知要去方舱医院。“我坚决不去,因为我看到报道,听说没有电,我觉得那太吓人了,那时候武汉挺冷的。”
还有一个原因是,刘莹从9号开始就没有吃西药了,一直在喝中药,她大量喝水,需要频繁地用洗手间。“方舱的公共洗手间根本满足不了我的要求。”
刘莹就“死扛”着,跟社区对抗。“我坚决不去,你们抓我,我也不去,我就这么坚定。”
那时,武汉第一批方舱医院刚刚开舱。2月3日,武汉开始改造启用临时性的方舱医院,武汉客厅、武汉国际会展中心以及洪山体育馆成为首批方舱医院,共开放3600张床位。
疫情暴发后,武汉医疗资源极度紧张,很多新增的确诊患者没能住院,大量患者滞留社区,形成了“堰塞湖”。方舱医院这种灵活机动的临时医院,成了收治轻症患者的主要场所。
最早住进方舱医院的患者,确实抱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武昌方舱医院,有人反映馆内很冷,中央空调关闭了,虽然每张病床上都有电热毯,但其中一些插座没通电;一些厕所很脏,因为水管没安好,无法冲水;送来的饭菜经常是凉的,也没法洗澡。
刘莹在酒店隔离点的日子也没太好过,她被隔离在一个没有窗户的房间里,连出门晒晒太阳,也不被允许。长期自己一个人呆在冷冰冰的房间,没人跟她交流,刘莹感受到,“这是一种精神上的重创”。
到了2月18号,武汉的天气渐渐变暖了。社区对她说,要复查只能去方舱医院。
她看到新闻上的方舱好像比酒店更有人情味,大家会一起跳跳广场舞。刘莹决定去方舱,要回家的话她必须进方舱。“这是我唯一的出路”。
9舱的患者陈红来方舱医院的第一晚,几乎是一夜没睡。她还不习惯这个环境,“各种咳嗽声、呼噜声,我觉得自己在充满病毒的世界里,我本来没有多少病毒,会不会吸进更多病毒,把我的病情加重。”
“工作怎么开展?”
刘莹所在的光谷方舱医院的病区,由山西医疗队负责。2月15号,山西医疗队队长秦洁于早上7:40接到任命,上午10点到达机场,前往武汉支援方舱医院。
秦洁于年二十九就向医院报名支援武汉,不过她是内分泌科的医生,专业不太对口,没能加入第一批前往武汉的医疗队。
而方舱医院的开舱,让她有了机会去到“战疫第一线”。到了机场,她才得知自己不只是自己医院的领队,还是整个山西医疗队的队长。责任重大,她要保证这个100人的医疗队“零感染”。
“到了方舱的第一天,一言难尽。”秦洁对“医学界”说。筹备开舱的时间只有短短两天,而这里医疗物资缺乏,而且质量参差不齐;手套型号不全,只有清一色的7号,这是女性医护人员的尺寸;帽子的质量也不行,很容易破损。
“没有合适的防护装备,怎么开展工作?”秦洁说,“我要保证我的队员零感染,他们才能好好地去工作,看护病人。”
秦洁连忙联系同事、朋友和在山西的领导,向他们求援。多方援助之下,物资总算陆续到位了。
结束方舱医院的第一个工作日,秦洁在酒店躺下,已经是凌晨。2月15日,武汉的天气是雨夹雪,只有2度。山西的冬天室内有暖气,而武汉的酒店因为疫情不能开空调,那种湿冷,冷到了骨子里。
开舱的第一周,所有医护人员都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从医26年的秦洁,也因压力过大崩溃地哭了出来。“压力很大,我既要听从命令,准时进舱,又要为进舱筹集物资。”
方舱医院收治的都是轻症患者,与定点医院相比,治疗的压力较轻。但对于医护人员来说,维持好病房的秩序和安抚患者情绪,也很头疼。
“方舱医院不是真正的医院,它不具备正规医院的硬件条件,管理模式也不一样。”秦洁说,方舱医院里的都是轻症病人,他们能动能说、能跑能跳,有各种问题和诉求。医护人员要去解决患者与患者之间的矛盾、医患矛盾。有时候十几个患者“围攻”一个医护人员,询问核酸检测什么时候做、饮食、后勤设施等各种各样的问题。
有些病人本身还有其他疾病,比如冠心病、高血压等,进方舱的时候没有带够平时吃的药。最初,方舱的药也没那么齐全,病人就开始闹,大喊“我没有药吃,你们还把我关起来”。
对于来到方舱医院的病人和医护人员来说,都需一个过渡时间。
步入正轨
在高速运转磨合了几天后,方舱医院慢慢步入正轨,从混乱走向有序。
医疗物资和药物供应问题得到了解决,核酸和CT检测也都到位了。
光谷方舱医院作为最晚开舱的医院之一,在餐饮、厕所、淋浴室、取暖设施上已经相当完善。现场放置的300台电取暖器,使室温不低于15度。舱内有可同时供40人洗澡的淋浴区,还摆放了洋溢着生命力的绿植,床位之间还有隔断帘。
陈红入舱时背了很多零食,怕晚上饿,结果进舱后发现还有零食屋,根本不用担心没东西吃。她每天都会和在酒店的丈夫、在雷神山医院的母亲在群里分享彼此的伙食,她发现她的伙食是最好的。
每天上午下午都有水果、牛奶和酸奶。早餐有包子、鸡蛋、南瓜、玉米。
午餐和晚餐有牛肉、虾、鸡肉、小炒肉和粉蒸肉等,每天吃的都不重样。
有患者说,“我在家里得这个病的时候,好不容易瘦了10斤,可是到方舱之后我就又胖回来了,每天都吃的饱饱的,又长了十几斤。”
医护人员不仅对患者尽心救治,也会尽量满足他们在日常生活上的需求。陈红从酒店来到方舱时,只有身上的一套衣服,她一直不知如何向护士开口。护士们来到她的床前问她有什么需要的,第二天就给她发了一套秋衣秋裤。
每天有志愿者过来统计大家需要的东西,然后再告诉护士。护士也想尽办法满足大家的需求,有些病人说充电器坏了、没有内裤或指甲剪,往往第二天需求就被满足了。
最初,方舱医院的照明灯24小时开着。《三联生活周刊》的报道中写道:这里没有时钟,时间的概念被排挤在舱外。
在有病友反映能不能关一部分灯后,头一两个晚上就关了一部分灯,后来又有人反映能不能都关,后来真的把灯都关了。每天晚上10点准时熄灯,早上6点开灯。
这里有了明确的时间概念,甚至比在舱外更清晰,有点像大学宿舍,对于大多数职场人来说,他们很久没能准时在10点钟入睡了。
灯一关,方舱就安静了下来。患者黄洋有天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护士开着手机上的手电筒轻手轻脚地在巡视,她有点心疼护士们,“真的不容易”。
黑暗中,抚慰心灵的誓言
让患者自我管理,是光谷方舱医院摸索出来的新管理模式。医院成立了4个党支部,招募志愿者,志愿者的主要工作是配合护士发放物资和饭菜、维护病房秩序和后勤设施、汇总患者意见等。
黄洋在入舱前是湖北省妇幼保健院的儿科医生,从医生变成了患者,她更能了解医护人员的艰辛和不易,入舱后不久就加入党支部,帮医护人员分担一部分工作。
刚开始厕所水压不稳定,一些人不会用,有时候就没冲干净。志愿者们就在群里告诉病友,要使劲踩踏板,基本上都能冲干净。
“患者自治”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医务人员的工作负担,可以把更多精力花在治疗工作上。在方舱医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
住进方舱医院的前几天,刘莹充满消极情绪,她很想家,担心独自在家的老母亲。山西医疗队的田小荣主任说了一番话,“你们想家,我也很想家,我每天跟女儿视频我也会哭。但是这个病的危害性比较大,传染性不可预计,所以你们安心在这里治疗,我们方舱医院最晚开,但是希望最早关”。
这位男医生的这番话,说到了很多患者的心里。
“他把我们内心的浮躁、焦虑、恐慌安抚下来了。”刘莹的心态有了转变,“我突然发现我不急着出舱了,我一切听医生的,医生说我能走我才走。”
在出舱前,刘莹写了一篇“热干面对刀削面的告白”,表达对山西医疗队的感谢。
陈红的丈夫在酒店为医护人员改编了首歌,和同事一起制作了MV,发在了他的公司中国石化江汉油田的微信公众号上。这首名为“武汉的冬天”的歌中唱到,“八方勇士泪别亲人,赴汤蹈火前赴后继,黑暗中传来抚慰心灵的誓言,风雪之中逆行千里奋勇向前,武汉的地平线,大爱铸就丰碑,汇集光辉万千。”
陈红注意到,从光谷方舱医院出院的人越来越多了,她周围的床位也渐渐空了起来。数据显示,自开舱来,截至3月2日,光谷方舱医院累积出院596人。就在2号那一天,又有72人出院了。
“乌托邦”式的方舱
《三联生活周刊》一篇报道说,方舱医院像“围城”,舱外的病人想进舱,因为这里起码有药吃,有医生看。一旦进了方舱,目标转成了“想出去”,期盼能痊愈出院,没有方舱,他们无处可去。
新闻评论员郭松明则认为,方舱医院像一个社会学实验,揭晓了医患矛盾的答案。这里构成了一个“乌托邦”式的小型社会,这个社会是公益性的,遵循基本平等主义的原则,如世外桃源一般,让舱内的医患关系不同于舱外。
刘莹出舱后住进隔离酒店的第一天,有点怀念方舱医院,很多出舱的病友都说想回去方舱。让这些痊愈的人怀念的不是病毒带来的痛苦,而是方舱内的饮食、热闹的氛围和美好的人际关系。
疫情总有一天会结束,这个“世外桃源”也会关闭。那个周六(2月22日),秦洁终于能稍作休整,好好地在酒店睡了个午觉,工作状态也好转了。没过两三天,他们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
樱花季即将到来,去武汉大学看樱花是很多人最想做的事,但今年,可能不会人山人海了。
黄洋也在2月27号出舱了,她没把赏樱列入自己的愿望清单里,想到的第一件事是回去上班,“我们医院也是定点医院管两个方舱,人手抽走了不少,我得尽快返岗啊”。
脱下病号服,她迫不及待地想再穿上那身白色战衣,重返抗疫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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