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高个,目光矍铄,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今年56岁的王传台是济宁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主任,这也是一家全国百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他的从医经历很丰富:从一名放射科医生做到公立医院副院长,再到民营医院院长,最后又回到政府主导下的社会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负责人。如今,他正处于事业的稳定期,有一个漂亮贤惠的妻子,儿子也有了幸福的小家庭。
36年前,和大多数农村同龄人一样,他历经高考,期望走出农村到城里工作,但他又是一个不安于现状的追梦人;33年前,他从济宁市一个区级医院起步,历经成人高考、北京进修、科室主任、公立医院副院长、民营医院院长、到成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力的基层医疗机构的负责人,他是济宁市二甲以上医院院级领导辞职创业第一人,实现了个人境遇的不断跨越。
一
王传台很少跟人说起自己的过去。
他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自己中专毕业时的合影,照片的背景很简陋:一个小院子,后面拉了一条红底白字横幅,写着“临沂卫生学校八三级放射班毕业留影”。照片中一张张青涩面孔,让他不禁感慨,自己已经毕业30多年了。
王传台(三排右四)在临沂卫生学校的毕业照
王传台出生于山东汶上县,这座地处汶水之上的小城,因特色农产品闻名全国。兄弟姐妹5个,王传台是家里的老幺,上面有三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因为家里穷,父母把读书的机会给了他和哥哥,三个姐姐小学都没毕业。
作为一个农村孩子,王传台吃过大多数同龄人都吃过的苦。“那时的农村太苦了。”王传台至今回忆起那段岁月,依然紧锁眉头。
高中是在县一中读的,交通完全靠走,王传台告诉“医学界”,白面馒头在当时是“奢侈品”。而让他印象最深的,则是老师们饭桌上的绿豆芽炒肉丝。
王传台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高中班主任在食堂一边吃饭一边对着他们说:“同学们好好学,等你们考上大学,你们也能吃上绿豆芽炒肉丝!”
二
1983年,20岁的王传台考进了临沂卫校,读了中专。“也许真的为了那碗绿豆芽炒肉丝”,王传台笑言。
那个年代的中专学校涵盖师范、卫生、农林、财税等专业,不收学生学费,每月还有补助。毕业后国家统一分配工作,并转为城镇户口,成为国家干部,吃商品粮,无论是基层小学老师、乡镇医生还是财政所职工,都是一个理想的“铁饭碗”。
王传台选择了放射诊断专业,他寻思,毕业后去医院当一个放射科医生也不错,并憧憬自己3年后穿上白大褂的样子。
3年的校园生活是美好的。王传台还记得填写个人简介时,他在“爱好”一栏认真地写了:文学、下围棋。在后来的岁月里,这两样爱好一直陪伴着他。用他的话说,文学可以与自己对话;围棋能促使人思考,锻炼一个人的全局观。
1986年,王传台被分配到了济宁市市中区人民医院,成为了一名放射科医生。他清楚地记得,到市中区人民医院报到的那天,是7月12日,他特地买了个大西瓜带到科里。
王传台在临沂卫生学校的毕业证书
穿上白大褂后,王传台分外自豪,看到每一个病人都格外亲切。回忆起当时的执业经历,王传台感悟很深:那时候的医患关系特别好,医生跟患者之间都很亲切,就像邻里一样。
一个月工资40多块钱,月月都不够花,但他依然过得很开心。
三
在市中区人民医院做了7年的放射科医生,王传台迎来了人生的转折。1993年,他被派到北京协和医院去进修,这也是医院历史上到国家最高级别医院进修深造第一人。
“本来轮不到我,当时按照规定只有地市级以上医院的医生才有资格到北京协和去进修,我们医院只是一家区级医院。”回忆当时的经历,王传台直言自己天生就是个不认输的人。“当时,市里放射科的老前辈们都很喜欢我,通过他们,我写了申请,等了一年半,总算排上了。”
“排队”期间,王传台也没闲着。1987年至1991年这四年里,他参加成人高考,进入了济宁医学院读夜大,在那里学了四年临床医学专业。
1993年农历正月十六,在老家过完小年的王传台穿了一身西装,系上新买的领带,踏上了进京的列车。那一年他30岁,是“春风得意马蹄疾”的30岁,他人生中第一次从运河边的小城来到首都北京,怀着对圣殿一般的敬仰之心踏进了协和的大门。
“在协和的日子,一开始过得很艰难。”王传台坦言,作为一名县区级医院的医生,他在技术水平上跟大多数地市级医院的医生都存在差距。但他有一颗不甘人后的心,白天跟着老师做导管介入,晚上跟老师们做动物实验,写工作日志,夜以继日。等到进修结束的时候,给老师们留下了上进好学的好印象。
进修结束后,北京协和医院放射科杨宁老师等全科几十人给他践行,金征宇老师还特意赠送了一盘磁带给王传台,打开一看,是理查德·克莱德曼演奏的贝多芬《命运交响曲》,以此来激励他不断积极进取。同时,在这些国内知名专家心里,医学也是一门高雅的“艺术”,跟音乐一样。
四
列车一路南下,王传台望着窗外的华北平原,一片郁郁葱葱,内心大有“金鞍镀了出长安”之感。此刻他还不知道,自己即将迎来仕途的喜悦。
1995年,王传台进修回来后的次年,他就被任命为放射科副主任;1996年,他直接晋升为科室主任。在科主任的位置上坐了不到三年,1998年年底,王传台迎来了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机遇。那一年,济宁市市中区委组织部面向全社会公开竞聘济宁市市中区医院的院长和副院长,正当壮年的王传台决心试一试,公开竞聘副院长一职。
最终,王传台竞聘成功,并于1999年1月被正式聘任为济宁市市中区人民医院副院长,分管门诊、医技科室和120急救中心。而就在他升任副院长的前几年,医院一直处于低谷期,效益很差。而经公开竞聘后,新的领导班子仅仅用了一年时间,就让业务收入增长了150%。
“在两家三甲医院的包围下,我们区级医院可以说是在夹缝中生存。但我们医院有一个优势,120急救中心在我们这,我当时想,要是把120急救充分利用好,医院不愁走不出困境。”王传台告诉“医学界”,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下乡。短短一个多月,他就带着医护人员把每个交通要道、乡镇驻地和村庄都跑了一遍,乡下的老百姓突发疾病后,知道在第一时间打120了。这么一来,很快就见到了成效,老百姓不像以往一样先把病人往城里送,这样还很容易耽误最佳的抢救治疗时间。
在医院管理上,王传台还引入企业化的管理理念,对他分管的120急救中心每周一比其它科室提前一个小时上班,先是全面打扫卫生,然后用十分钟的时间,进行希波克拉底誓言宣誓,用这种仪式感来打造团队精神。
五
时间转眼进入了新千年。2000年,在济宁市东南300公里外的宿迁,正在发生一场“卖光式”的改革。这个苏北小城也由此一夜之间成为“明星城市”——绝大多数当地医院由公立转为私立,宿迁124个乡镇公立卫生院和10个县级以上的公立医院,全都改成了民营,成为全国唯一没有公立医院的地区。
这一年,王传台所在的市中区人民医院业务收入又在1999年的基础上再度增加了近60%。抑或是感受到了改革的春风,作为医院领导班子成员的王传台提议,可否在医院现有管理制度的基础上改革创新,筹建一座股份制分院,这一提议获得医院职工代表大会表决通过。
经过一年筹备,2002年3月29日,济宁市市中区人民医院众和分院正式挂牌成立,王传台兼任分院院长。那一年,他39岁。
“分院没有用政府和医院的一分钱,所有资金都由医院138个职工自愿集资入股。”王传台告诉“医学界”,新院区与医院本部实行“一院两制”。开业那天,王传台从北京协和医院和武汉同济医院各请了5位国内大咖级专家,当时在济宁轰动一时。
其间,北京协和医院内科王子时教授语重心长地告诫王传台:“小伙子,办医院可不容易。半年一个坎 ,一年一个坎,三年一个坎,五年一个坎,十年一个坎。”听完,正意气风发的王传台笑了笑,他完全不知道这个“坎”会来得这么快。
六
半年后,第一个坎不期而至。
“分院开业半年,区里的领导觉得分院区的性质有点不伦不类,要求跟市中区人民医院脱钩,不能再挂分院的招牌了。”王传台至今提及此事,目光里依然闪烁着一丝遗憾。
“职工集资138万,银行贷款180万,还有当年亏损的80多万,2002年底,分院面临的是400多万的债务,这个摊子没人敢接。”王传台坦言,“自古华山一条路,肩负着这么多人的期盼,我不接谁接?”
就这样,王传台接下了剥离公立医院背景的分院,更名为济宁众和医院。区里给他停薪留职三年,让他放手干。然而,王子时教授的话一直萦绕在王传台耳边,接下了的一年、三年,坎依旧不期而至,一次也没有失约。
“当时医院的定位是‘小而全’,什么病都看,却什么也看不好。内外妇儿,骨科、产科五脏俱全。”王传台告诉“医学界”,“新院没有底子,设备更新、学科建设、人才引进等各个方面跟政府公立医院都不能比,他们背后是政府;跟大学附属医院也不能比,他们背后是高校。而众和医院背后,只有我。”
七
2005年的一个冬夜,王传台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随手打开电视机,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社会纪录》节目,屏幕上一个叫肖启伟的人正在痛斥药品回扣,并诉说着自己的举报之路。
看完,王传台激动万分。他当即拿起电话拨通了114,经过几番周折查询到了肖启伟的电话号码并拨了过去,“肖主任,我被你的英雄壮举所感动,如果你愿意的话,我非常欢迎你到我们济宁工作。”让他意外的是,肖启伟当即同意了。
同年3月1日,肖启伟从老家四川开江县辗转1300多公里,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车,终于抵达济宁。一下火车,他就受到了王传台在内的众和医院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王传台还提前给肖启伟在医院附近租了房子,考虑到南北饮食习惯的差异,他还吩咐食堂厨师给老肖做四川口味的饭菜。
“我是佩服肖启伟的勇气才请他来的,他是个英雄。”十几年后再次回忆起肖启伟,王传台依然给予了他最高的评价。在众和医院,肖启伟被委以医务总监、医科器械采购委员会主任等职。在这期间,肖启伟的故事传到了当时的卫生部长高强耳朵里。高强部长约见了肖启伟和王传台二人。
“高部长是我见过级别最高的官员了。”王传台至今回忆起来都十分激动,“那天在他的办公室,高部长和我们谈了整整三个小时。”让王传台颇感意外的是,高强部长尽管“居庙堂之高”,但却对“江湖之远”的事情了如指掌。
高强部长对王传台正确的办院方向、办院宗旨和创新精神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且表达了对民营医疗机构发展的关切。临结束时,高强部长还送了王传台一句话:“为国分忧,为民解难,为职工着想”。
高强部长和王传台合影
八
从2002年到2008年,这6年时间里,众和医院一直处于“极端困难时期”。用王传台的话说,是“要人没人,要钱没钱,要政策没政策。”
“那个时候的民营医院活得好的就是某某系。我是从农村出来的,宁愿回家种地,也绝不走某某系的路。”王传台告诉“医学界”,陪他度过那段岁月的,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他把这本书放在书架上最醒目的位置。
“从古至今,没有哪一个医生能成为亿万富豪,而受人尊重、流芳千古的医生,几乎代代都有。”王传台笑言,自己是从体制内走出来的,不走歪门邪道,要走就必须走正道。“但是,人间正道是沧桑呀。”
坐了6年冷板凳,机会终于来了。
2006年,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发展城市社区卫生服务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深化城市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推进城市社区卫生服务工作,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对于王传台来说,改革的东风总算来了。
2008年,众和医院成为济宁市首批改革试点医院,由一级综合民营医院转型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挂名“金城街道(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始承担起国家公共卫生服务职能。
“当时,我做了一个壮士断腕的决定——不再走小而全,改走小而精。”王传台介绍,回归政府主导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定位后,众和医院把原先重点发展的产科和骨科等高风险科室悉数砍掉,转而打造以居民健康需求为中心,立足基本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功能定位,“一方面,跟大医院走差异化路子;另一方面,承担起基层健康守门人的责任。”
作为医院的掌舵人,王传台一直在思考和探索。多年的从医和管理工作,让他知道,机会来自于大环境,但是,在条件并不十分成熟的时候,就需要先夯实自己,等待机会的来临。
王传台说,医改的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强基层不仅靠政府的强政策,更要有运营管理的强思维。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目前正在探索以中心为枢纽,对下建立立足于居民社区的健康驿站集群,对上建立与不同层次二、三级医院分级诊疗医联体、医共体协同关系,形成强有力的“N+1+N”众和社区医疗运营模式。
九
2017年,济宁众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荣获“全国百强”称号。给王传台颁奖的是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卫生健康司副司长诸宏明,在蓉城的晚秋时节。
随着众和品牌影响力的不断扩大,省内外政府部门领导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多次来众和调研、参观、考察。王传台感觉比以前忙碌了许多,经常到处跑。接受“医学界”访谈前,王传台还不忘反复确认时间,因为他第二天还要去北京开会。
尽管30多年走来,从公立到民营,最终又回到了“体制内”,但王传台对“体制”却有着自己的理解,“体制就像个围城,里面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去。但围城最终是要打破的,进出会变得更加自由。”
前不久,徐群辞任济南市委常委去从商的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有媒体以“最有情怀的副市长辞职”为题进行了报道。王传台在朋友圈转发该文并评论道:“跳出体制,说明中国在进步,说明山东在进步。铁饭碗这个词,会慢慢扔进时代的垃圾堆。”
如今,在医疗圈摸爬滚打了几十年,王传台在工作上实现了三次大的跨越,却仍然难免新的困惑和思考。56岁了,稳定之余,王传台偶尔会想到17年前他离开公立医院,创办民营众和医院时的情形。那时候,他执着地认为,以宿迁医改为代表的市场化改革是“中国医疗体制变革的前夜”。
有那么一瞬间,他也会感慨,“当时要是坚持下去,中国的医疗行业或许要比现在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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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台北医学大学万芳医院副院长谢瀛华理事长中国大陆在医疗资源紧绷的情况下,医改需要一个出口。我个人的建议,以我多年经营的社区医学、家庭医学和全科医师的概念,以及我从美国得到的概念,应该要推动双向转诊。这并不代表基层医疗层次比较低,基层医疗要走入高品质时代,必须由三甲医院、二甲医院好好辅导他们选择模式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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