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肿瘤治疗黑幕”为何刺痛国人？三问我国医疗

近一个月来，北京肿瘤内科医生张煜实名批评上海肿瘤外科医生陆巍治疗患者时“肆无忌惮”，引发舆论关注，从中央媒体到自媒体，从医生到公众，纷纷参与其中。它很可能是2021年迄今为止最受关注的医疗舆论事件。

人们为何如此愤怒？

陷于绝境的晚期肿瘤病人、违规收费且昂贵的实验性疗法、当事人在事件中的行为、人财两空的家庭悲剧，像一根根的钢针，刺入了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激发起了设身处地的共情。

人们如此愤怒，是因为担心：一旦身临此种境地，“人财两空”的结局将落在自己身上。人们热烈的表达，不仅仅是因为正义充斥胸腔，他们很可能是在呼吁一个质量更可靠、医疗保障程度更高、能够让人们放心的医疗系统。

关于我国的医疗，笔者要问三个问题：

第一问：不可靠的诊疗方法，为何能应用临床，且收出天价？

NK疗法尚处于试验阶段，并没有可靠的循证证据表明其有效性，这个问题在医学上并无争议，此类疗法在我国也没有获得上市销售的资格。可一个实验性的诊疗方法，为什么能被临床应用，且天价收费呢？

魏则西事件当初引起轩然大波，但此类事情仍不停出现。这种拿着临床试验方法违规收费的情况，不仅仅限于肿瘤治疗——不成熟的“干细胞”疗法，正在“美容”、“抗衰老”及各种治疗方案中使用，同样天价收费。

推而广之，我国目前仍有相当多的药品、诊疗方法缺乏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却被纳入医保、广泛应用。自毕井泉局长推动医药改革和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做有效医疗的方向已经确立，情况有所改善，但因为历史原因，这些不可靠的药品、诊疗方法仍在大量浪费着社会资源。

这实质上是医疗监管问题——怎么判断医疗手段的有效性？什么样的产品和疗法才能获得上市准生证？什么样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报销？

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就不可能获得可靠、高效率的医疗系统。

第二问：怎样提升医疗保障效率，让重症患者摆脱“人亡家破”的绝境？

在相关报道中，多有提及临床用药的药占比、基药用量的考核、基于数据的医院绩效评估等，限制着医保医院收治特定重症患者的意愿，并且降低了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而肿瘤等重大疾病，最需要加强保障。

这个问题，实质上是在拷问着“医疗支付”带来的医疗保障问题。

对医疗保障系统而言，费用控制不应该是唯一目标，也不应该是最重要的目标——怎么为患者提供最高性价比的医疗保障，从而让参保者免于“人亡家破”，才应该是医保最本质的工作。

人们如此担心，正说明我国的医疗保障程度、保障能力，提升空间巨大。

第三问：怎么为医生们塑造一个遵循专业、阳光工作的大环境？

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医疗舆论事件中，看到医生们的态度如此割裂——这个事件就是从一个医生实名批判另外一名医生的诊疗方案开始的。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医者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所有中国医生最初入行时的誓言。但要践行医者责任，不能只靠口号和思想工作：

——医生们应具备专业能力，基于最新的医学进展，为患者提供可靠的医疗。在肿瘤这一类疾病的诊疗中，因为技术进展太快，并不能总是按照指南操作（但超过指南规定、超出适应症的疗法，必须基于循证医学证据），这种模糊的地带，这就为过度诊疗提供了空间；

——要为医生们提供正向激励，让严守专业、认真服务患者的医生们，能得到阳光的、合理的、体面的收入，从而让善行发扬，让过度医疗和无效医疗有所限制。这一方面需要正向激励，同时还需要对违背医学专业性的不当行为，加以惩戒。这在肿瘤这类医生诊疗弹性大、患者负担巨重的专科中，尤其重要。

不得不说，当前我国的医疗体系，仍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激励不相容”：

医生们的合法收入远低于合理水准，存在“以药补医”“过度诊疗”“无效医疗”等行为；严格遵循医学专业性、以患者为中心的诊疗，却很大程度上会带来收入下降的“负激励”。

这种导向负激励的制度如果不能改革，长期看来绝大多数人都将成为“出污泥而不染”的“污泥”，这正是今天相当多中国医生们的不得不面临的道德和专业冲突。

改革的迫切性

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对医疗质量和医疗保障水平的要求，和当前医疗体系发展不充分、不平衡之间的矛盾，在未来的20年（或许更长时间），将是中国医疗的核心问题。

我们将不停见证、亲历、感受这种矛盾，它将趋于缓和，还是走向尖锐？

我们还不知道，但政府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媒体，都需要更努力，来塑造一个以患者为中心、以医者为基础的更可靠、更高效、更优质的医疗系统。

以价值为导向的医疗价格改革、以循证医学为基础的临床科研监管改革、以患者为中心的高效率医疗支付改革、医务工作者们的行业监督和自我净化……为了更好的中国医疗，我们仍然路漫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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