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震后2万人表态认领孤儿 目前仅12人被收养

　　“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生活在安康家园以及儿童福利院里的孩子，注定要在这个集体家庭成长并度过自己的青春期了。

　　占地六千多平方米的安康家园，最终成了数百名孩子的精神家园及避风港湾。直至高中毕业，他们都将居住在此。孩子们将其称为家而非宿舍，将放学称为回家。每一间屋子的大门上，都用彩色纸条写着孩子们给自己家的命名：欢乐谷、聚乐园、仕雅居、囡梦蜀小筑……

　　做了18年特警的胡源忠，将军事化的管理模式植入了学校：孩子们被要求统一作息、统一着装，每月能领60元零花钱，收到的礼物必须先行上交。为了保障安全，无论是小学生还是高中生，均不能单独外出，必须在安康妈妈的陪同下才能离开，时间也限定在两小时以内。

　　付小凤很高兴孩子们学会了对自己发脾气，一些年幼的孩子学会叫妈妈，年长的孩子则开玩笑地称她“胖妈”。闲暇时，孩子们靠在她肩旁扯白头发，或是猛地将她的头发弄乱，躲在一旁哈哈大笑。

　　每年过年，胡源忠的办公桌上，总会摆满孩子从老家捧回来的花椒、核桃。

　　2010年6月，经过5天评估，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的专家得出结论：在“安康家园”生活的孩子心理障碍总检出率明显低于一年前的水平。如今，偶尔也有探望的爱心人士提出收养的请求，胡源忠总是摆摆手笑着说：“孩子有很多妈妈，在这里过得很好。”

　　付小凤心里仍有担忧——地震所留下来的“怕”，虽然不再是显著的存在，却作为一种生存症候在孩子的身体和内心中潜伏下来。

　　付小凤自己的孩子犯错了，总会在旁边撒娇，而安康家园的孩子不会如此，他们总是站在原地，盯着地板，满心胆怯地等待惩罚；他们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捕捉大人的每一个反应并努力吸引大人们的注意。

　　关于地震，几乎是安康家园里的禁忌话题。孩子心照不宣地对4年前的那一天闭口不提，妈妈们也从不主动询问孩子在地震时的经历。只是偶尔，地震的一些记忆会在平静的生活中突然涌现，刺痛孩子们未脱稚气的心。

　　付小凤也很少看到孩子哭。仅有的一次，是在2011年9月。有个孩子告诉她：“阿姨，张岚说她的爸爸妈妈找到了。”

　　付小凤很惊讶，去问孩子。原来孩子的家乡退耕还林，推土机将她父母的遗骸翻了出来。9岁的张岚哭花了脸：“阿姨，我找的是他们的骨头，我们把爸爸妈妈的骨头捡起来，还给他们办了葬礼，我和姐姐头上还包了白帕子。”

　　孩子边说边哭。付小凤不知怎么安慰她，只在一旁红了眼眶。

　　2011年12月，安康妈妈苑爱英负责照顾的一个孩子——17岁的男孩张琳突然从安康家园离开，杳无音讯。直到2012年3月8日，她才收到了孩子的节日祝福。张琳告诉她，自己在成都新成立的富士康打工去了，每个月能赚三千块钱。

　　他告诉苑妈妈：“我长大了，在安康家园呆不惯。”

　　让安康妈妈陈安新最担忧的，是一个叫王军的孩子。他在地震中没了母亲，贫困的父亲将他送入了安康家园。一年前，父亲再娶。儿子感到愤怒与失落——他忘不了母亲，也害怕被抛弃。

　　这个14岁的孩子最终选择了不告而别，在街头流浪了一个星期。

　　胡源忠正计划请老师来，教孩子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特别是继承法。这源于2008年的一场风波，当时一个孩子的父亲在地震中遇难，母亲也在两个月后的车祸中去世。绵阳宾馆里，住满了父母双方的亲戚——双方为争夺孩子的监护权以及其父母留下的遗产，吵得不可开交，甚至动起手来。

　　这正是安康家园的老师最操心的问题：有一天这些孩子总会离开家园，他们又是否重回陷入贫困或是无人知晓的境地？

　　每年春节，付小凤都会打电话通知家属，将孩子领回家过年。今年，9岁的郭斌的家里迟迟无人接电话，好不容易接通，传来了孩子奶奶的声音。孩子奶奶告诉付小凤，自己在床上已躺了两个多月，现在已无法进食了。

　　话筒那边传来老人虚弱的声音：“付老师，如果我不在了，希望国家照顾好孩子……”

　　(文中未成年人均是化名)

（责任编辑：廖颖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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