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ARS到新型冠状病毒，透视中国健康公共治理

　　编者按

　　今天起，很荣幸在医学界传媒开设“健康治理孵化器”专栏，在“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在下一阶段的医改战略规划期，和读者诸君分享决定每位同胞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底层逻辑——健康公共治理一系列基本制度、体制机制、实践案例。感谢价值医疗顾问专家委员会提供宝贵指导！希望借助这个国内主流医疗新媒体平台，以思想为坐标，以需求为指针，力争孵化出新观点、新逻辑线、新思想体系，为构建中国特色的健康公共治理体系建言献策。抛砖引玉，敬请指教。

　　也许没人想到，21世纪20年代，会以一场发端中国武汉、席卷东亚各国的肺炎疫情开端。截至1月20日18时，中国境内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224例。日本通报确诊病例1例，泰国通报确诊病例2例，韩国通报确诊病例1例。

　　这是一场防疫体系与病毒变异的赛跑。不到一个月时间，从“不排除人传人”到“有限人传人”再到“肯定人传人”，从“不会致死”到“个别患者因其他合并症死亡”再到“高危率和死亡率引起警惕”。前方疫情瞬息万变，国民同胞心头一紧，防控体系忙于应对。

　　当下，遏制疫情蔓延是压倒一切的任务，远不到对防疫体系进行复盘的时刻。但我们仍然希望，我国现有的健康公共治理体制机制能成为防疫体系的“压舱石”。无论武汉三镇如何“病毒围城”，无论国际舆论如何高压态势，健康公共治理机制都能支撑整个防疫体系不扭曲、不变形，既不过度反应，也不瞒报迟报。

　　实际上，上一轮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简称“医改”）正是发端于2003年“非典”（SARS）疫情。2003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指出，我们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公共卫生事业发展滞后，公共卫生体系存在缺陷；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不健全，处理和管理危机能力不强。此后两年多时间里，中央基本建成覆盖省、市、县三级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反思历史，是一个国家前进的动力。日省吾身，也是先哲给我们中国人的宝贵箴言。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在“健康中国”战略落地过程中，我们需要推进健康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我们开展健康公共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面对患病群众生死关头，我们比以往更应该重温系统治理、依法治理、源头治理、综合治理的治理原则，让疫情成为中国健康公共治理的一块试金石。

　　疫情，催生防疫大军，须打必胜之战。健康公共治理，总是源于医疗保健体系的自我革命，需要在一次次重大战役中“打怪升级”。

　　这是一场对三医联动的试炼。2020年1月1日，全国还在欢庆新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成立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指导地方做好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马晓伟主任担任组长。1月20日，随着北京市大兴区确诊两例新病例，北京市已成立防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工作领导小组，卫生、医保、药监等多个部门参与。“三医联动”是新医改的基石。疫情在前，大健康领域相关主管部门需要消融“部门墙”，设置“战时规则”，决不能让药品（耗材、检查）占比、基本用药（集中采购、基本医保）目录、医保总额控制、疾病诊断相关分组（DRG）试点带来的年度考核指标影响前方医务人员的及时、合理施治，决不能让非法行医、无效“神药”延误甚至加重患者的病情。

　　这是一场对医患协同的试炼。1月20日，除武汉外的多个大型城市的定点医院先后进入“战时状态”，让人不禁想起2003年“非典”时期医护人员提交的一份份“请战书”。中国医务工作者在大灾大疫面前“逆行”的身影让人肃然起敬。恰在同一天，北京朝阳医院一名眼科医生被持菜刀男子砍断手臂，可能导致其医生生涯就此终止。尽管并无证据说明该犯罪嫌疑人与肺炎疫情有关，但恶性伤医事件无疑损害本已紧缺的医疗资源，更让亲上火线的医生心寒。在此呼吁，无论此前医患之间累积多少纠纷，此刻均应搁置矛盾，一致面对病魔！在此呼吁，有关部门应当依法从严从重从快处理这起恶性伤医事件，并尽早为医院安装安检设备，为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在此重申，专业医护人员，是我们迎战病毒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是一场对健康促进的试炼。即便是传染性强于预期，本次肺炎疫情仍有明确的预防措施，这不外乎是世界卫生组织应对其他一般流感提到的“老三样”——通风、口罩、勤洗手。对老百姓而言，我们要习惯在非常时期使用非常手段，即便春节戴口罩在民间习俗上有“不吉利”“不喜庆”的说法，仍然必须在人流密集的密闭空间戴好口罩，避免因飞沫等途径感染病毒。在高铁、飞机、大巴等“春运”大型运输设备上，随地吐痰将不再是社会公德问题，更是散播病毒、“人人喊打”的恶习。对医疗机构而言，院感院控又一次被提高到极端重要的位置，洗手依从率、消毒覆盖率将不再是迎接上级检查的考核指标，而是直接关乎医护人员自己和团队的生死安危。特别是有发烧门诊的基层医疗机构，这一课更要补上。

　　疫情，映射人生百态，折射政之得失。健康公共治理，不只是卫生大健康领域主管部门的事，要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大背景下统筹协调。

　　这是一场对政府信息公开的试炼。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及时客观向社会通报疫情态势和防控工作进展，统一发布权威信息。在此之前，也许考虑到维护春节这一重大节庆的安定祥和氛围，部分地方主政官员在“日更”疫情信息时畏首畏尾，投鼠忌器。结果已经出现，有人在微信群擅自推荐药物名称，有人在微博当上“民间发言人”，有人在紧张地转发境外媒体的“另类”声音。当来源权威、内容科学、态度温和的信息发布没有及时占领舆论场，那些来源不明、内容混杂、态度偏激的信息一定会在互联网上蔓延。希望也相信我们不会重蹈覆辙，像2003年一样，因信息披露不当而延误战机甚至恶化战局，导致一名原卫生部长、一名原北京市长下台。

　　这是一场对公共场所管理的试炼。1月16日，武汉市某社区千余居民齐聚“一条街”、参加百家宴。殊不知，大型节庆造成的人流密集态势，以及邻里之间共用餐食、餐具的中国饮食文化，可能加大病毒传染概率。形成对比的是，1月14日，杭州市宗教局已经要求各寺庙对佛教文化旅游活动、除夕祈福敲钟活动控制客流总量，活动当天现场不售票。毫无疑问，疫情紧急应对措施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节日经济”，景点客流少了，商家收入少了，经济行情差了，但没有什么比（健康地）活着更重要了。

　　这是一场对健康公平性的试炼。网传武汉市一名经济条件较为富裕的家长不惜突破出城体温检查，开车带孩子到上海市某医院就诊，这一任性决定导致疫情输入上海市，导致这家儿科医学中心全院警戒，导致上海本地普通流感患儿及其家长人心惶惶，给防控体系增加新的负担。深深理解为人父母的焦虑。实际上，国家有关主管部门已经派驻多位院士专家常驻武汉，相信武汉本地的医疗能力可以应对这一疫情。健康权是中国公民的基本权益。无论城乡、无论贫富、无论老少壮年，健康权必须一视同仁，在重大疫情防控面前尤其应当如此。

　　“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1月20日针对上述肺炎疫情的重要指示精神。对防治“非典”作出突出贡献的钟南山院士则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高级别专家组组长直陈：“全民、领导、政府、医务人员，包括媒体，属地的领导要负起责任，我们有信心能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

　　1月21日凌晨，经国务院批准，国家卫生健康委向全国发布公告，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纳入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纳入规定的检疫传染病管理。当前，我国下行压力持续加大的经济部门仍要为应急防疫让步，“非典”危机后一度重建又被遭削弱的基层公共卫生体系仍没来得及完全恢复元气，再加上春节期间人员大范围密集流动，面对种种不利条件，只有严阵以待，才能涉险过关，并且不为此付出巨大的生命损失、健康损失的代价。

　　愿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先祖保佑这片土地，愿每一位国民包括执政者珍视我们今天来之不易的“准”小康生活，愿健康公共治理有机会改写中国医疗保健体系的“基因”，推动我国防疫体系涅槃重生。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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